李健吾(1906-1982)，笔名刘西渭，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京派作家之一，他的一生作品颇多，涉及小说、散文、戏剧、翻译及法国文学的研究等多种文学形式，同时更在文学批评方面有独到的理论与实践。　　 他于1936年和1942年结集出版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两本文学批评文集越来越多地得到当下评论界的重视和研究，这两本批评集毫无疑问地代表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然而，4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后，李健吾后期以《戏剧新天》为代表的“理性评判体”批评风格却很少有人关注，也很少有人去探求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批评风格各自的形成原因，将这两种不同时期的批评风格进行比较，考察其得失。　　 本文拟以《咀华集·咀华二集》[1]和《戏剧新天》[2]为主要依据，探究不同的时期，李健吾两种批评风格的形成原因和各自的特点，并将这两种批评风格进行比较，分别阐明其得与失。　　 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语。第一章，探讨“咀华”时期李健吾文学批评风格的形成原因及特点。李健吾早期的文学批评观是建立在对早年的人生经历深刻体悟的基础之上的，不平静的童年生活经历和少年时期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初尝，为其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成年后的赴法留学、《福楼拜评传》的撰写、进入“太太客厅”等人生经历促成了《咀华集》、《咀华二集》的写作和结集出版。李健吾早期的文学批评风格是以“咀华”随笔体为代表的，直观感悟的批评模式、自我表现的艺术和心灵的对话构成了这种批评风格的特点。他把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来看待，尊重批评的独立性和批评主体的主动性，强调批评对于“人性”的关注。李健吾早期“咀华”随笔体的文学批评将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散文化”的浓淡相宜的意境，在这种意境中实现了批评主体和创作主体精神上的碰撞和共鸣。　　 第二章，探讨李健吾四十年代中后期理性评判体批评风格形成的原因及特点。中晚年时期的李健吾在相继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与左派文人论争、新中国成立、“文革”时期之后，世事的变迁经历的沧桑以及中后期困窘尴尬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着李健吾的心态，更影响了其中后期文学批评的风格。李健吾早期“咀华”随笔体的批评风格逐渐被一种以《戏剧新天》为代表的、以理性批判为主体、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批评风格所替代。鲜明的政治倾向、理性评判标准的确立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及两种批评语言和批评风格的并存构成了李健吾中后期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这种批评风格的产生为批评注入了理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早期批评风格的审美局限性，但同时，这种批评风格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第三章，探讨李健吾从早期的“咀华”随笔体批评风格到中后期的理性评判体批评风格转型的得与失。这种转型的成功之处在于理性评判体的形成并逐渐在中后期的文学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早期“咀华”随笔体批评的不确定性，从而使读者能更准确地理解批评家的审美感受。这种转型的缺陷在于使中后期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两种批评风格并存的局面，这两种批评风格难以互相融合或完全转化，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李健吾中后期文体风格的模糊性和犹疑化。　　 结语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李健吾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后世批评家从批评模式和批评观点上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和论证李健吾批评的转型对于我国当代文艺批评产生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