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要实现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生产分工,已经成为我国近年来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GVC地位亟需提升的双重背景下,本文从“一带一路”影响我国GVC地位的效应及其异质性出发,进一步深化作用机制的研究,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国际分工理论和GVC理论为基础,结合“一带一路”实施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联通等主要内容对提高GVC地位的作用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带一路”能够促进我国GVC地位的提升,并通过贸易自由化、投资规模扩张、基础设施联通等渠道发挥作用。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文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30个省市的GVC地位进行测算,并且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对“一带一路”能否提高GVC地位进行检验,得出肯定的结论,并使用安慰剂检验方法对这一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分别从时间、区域和经济发展三个维度考察“一带一路”的异质性效应,发现位于西部地区、政策实施时间越长、经济发展基础越弱的省市,其政策效果越突出。最后建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证实了“一带一路”是通过贸易自由化机制、投资规模扩张机制和基础设施联通机制提高了GVC地位。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本文最终提出了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参与国际规则新制订;发挥OFDI和IFDI辐射效应,完备价值链配套体系;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培育高端生产要素的路径建议。本文一定程度上延伸了“一带一路”政策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强化了“一带一路”与GVC地位关系研究的理论依据,为我国提高GVC地位提供了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