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市场交易活动当中,违约金制度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为保障债权人顺利实现债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些年来违约金纠纷频繁发生,作为当事人之间预先协商出来的快速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的违约金久而久之却滑向纠纷解决的反面。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我国民法典规定的违约金酌减制度对于人民法院更加合理的处理违约金纠纷,统一违约金纠纷的裁判尺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结合比较法的视野,总结我国在司法实践和理论学说上的不同做法和分歧,并对我国原有的违约金类型进行改造,完善不同类型的违约金金额约定过高时的酌减标准,希望可以厘清在违约金纠纷中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违约金由此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后果,为实务界可以更好的统一裁判尺度,更合理的解决违约金纠纷提供一点借鉴。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司法实践当中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首先,违约金酌减规则启动次数频繁。原因在于:重视结果公平而弱化契约自由、法院依职权主动酌减、释明规则的频繁适用以及债务人有多种请求酌减违约金的方式。其次,违约金金额约定过高的识别标准较为僵化。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在裁判主文部分直接适用“造成损失的30%”作为裁判结论;部分法院未有意识地主动区分违约金类型进行酌减。最后,举证证明违约金金额约定过高的责任分配不合理,部分法院主张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人因其违约行为给债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额。第二部分总结了在理论层面我国违约金酌减存在的分歧。首先,对违约金酌减规则的规范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违约金酌减权属于请求权;第二种观点认为,违约金酌减权属于一种形成诉权。与之对应,违约金酌减规则的规范性质是否属于强制性规范即是否允许当事人事先允诺放弃违约金酌减权存在“有效说”和“无效说”两种主要的观点。其次,对违约金性质的认识存在争议。持“惩罚或赔偿单一属性说”的学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第585条规定的违约金以赔偿性违约金为主,并兼顾惩罚性违约金。韩世远先生认为,民法典规定的违约金属于赔偿性违约金,但是,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妨可以约定惩罚性违约金。王洪亮先生通过系统考察德国的违约金制度,认为违约金仅限于惩罚性违约金,赔偿性违约金按其本质来讲属于损害赔偿总额预定。笔者赞同王洪亮先生的观点。在实务界普遍承认的“惩罚与赔偿双重属性说”,因其从损害的大小比较来推定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金类型,因此相比较其他理论学说更不具有合理性。第三部分主要是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的违约金酌减规则的有益经验。首先,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应审慎克制。其次,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应区分固有意义违约金、纯粹惩罚性违约金和损害赔偿总额预定协议。因此,我国民法典规定的违约金,其类型仅包括两种:固有意义违约金和纯粹惩罚性违约金,且二者同属于惩罚性违约金。第四部分是对我国民法典规定的违约金酌减规则的完善。首先,违约金酌减权是形成诉权;违约金酌减规则属于半强制性规范。其次,对于固有意义违约金约定过高的规制,以造成的损失30%作为酌减的起点,并以过错为基础的综合考量因素作为上下浮动幅度的杠杆;对于纯粹惩罚性违约金约定过高的规制,可以直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586条第2款的规定,不可以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并以过错为基础的综合考量因素作为向下浮动幅度的杠杆;损害赔偿总额预定作为特殊的损害赔偿制度以实际损失为调整的基础,其约定过高时可以类推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再次,在以下四种情况限制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债务人故意违约、已支付违约金、一方或者双方是商事主体、违约金格式条款。最后,违约方对违约金金额约定过高负有初步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