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界围绕苏联乡村小说（деревенскаяпроза）再次展开激烈争论,结果依然是褒贬不一。这是因为文评者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关键是文化语境不同。21世纪生态危机下的反思文化语境令重读苏联乡村小说成为一种必要。本文以苏联乡村小说代表作家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Астафье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洛夫（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Белов）、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ГригорьевичРаспутин）和瓦西里·马卡罗维奇·舒克申（ВасилийМакаровичШукшин）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尝试在我国著名生态哲学家余谋昌与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和鲁枢元提出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理论框架中,运用俄罗斯著名美学家尤里·鲍里索维奇·博列夫（ЮрийБорисовичБорев）的关系美学论、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塞尔（Ulric Gustav Neisser）的“自我认知”论（The self perceived）、荷兰心理学家赫伯特·赫尔曼（Hubert J.M.Herman）的“对话自我”论（Dialogical Self）和美国生态语言学家里欧·范·利尔（Leo van Lier）的生态四层论,以及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奥努弗利耶维奇·洛斯基（НиколайОнуфриевичЛосский）的认识论,借助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自我”概念构建基于个体“我”的同心关系圈,并以此为据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着手,分析苏联乡村小说的生态主题,论述生态主题创作在揭露问题与催人反思之余,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苏联乡村小说家继承了19世纪“根基派”思想家提出的“世界是个有机整体”的学说,在60年代作品中勾勒生态理想图景,通过追溯往昔乡村生活来抗拒面向未来的乌托邦。70年代创作生态预警小说,革新乡村小说创作模式,抗议唯理性科技至上的发展观,呼吁责任与良知,号召人们承担起对自然、他人与自身的责任。80年代末创作生态末日小说,描述安置个体身心的世界破碎瓦解,个体丧失自我意识。总之,借助生态主题创作苏联乡村作家描写了衰败的乡村文明、消失的乡村、瓦解的乡村社群、混乱失序的城市社会、疏离的人际关系、身心无处安置的个体,以及日渐消失的个体自我意识等,同时也勾勒了理想生态社会图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他人/社会和睦、人与自我和解。尝试运用个体“我”的同心关系圈阐释乡村小说文本,发掘生态主题的内在价值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本论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苏联乡村小说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具体研究对象,结合苏联乡村小说发展的文化语境,从文本出发采用文化批评、文本细读法、交叉研究法和分析归纳等方法阐释苏联乡村小说中的生态主题。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苏联乡村小说的研究现状,归纳总结现有的关于生态思想或生态主题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现有的研究侧重人与自然关系,将其视为衡量个体与社会道德伦理的标尺,但很少关注与世界建立各种关系的个体“我”,也较少关注乡村小说生态主题中个体与自我的关系,即个体的精神生态。第一章“苏联乡村小说的文化语境和生态主题”梳理乡村小说流派的发展阶段。论述苏联乡村小说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经典主义文学的传统,秉持“问题”小说创作主旨。作家们以生态主题创作记录现实生活,揭露城乡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应和生态文艺思潮,思考人类生存问题。第二章“共生、共处、共存的生态理想”以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叙事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问候》（第一部）和短篇小说《俄罗斯菜园颂》,瓦·别洛夫的中篇小说《凡人琐事》和短篇小说《木匠的故事》为例,分析作家们在文本中描述的生态理想,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他人/社会和谐共处,人与自我和解共存。分析乡村作家们借助同一主题的短篇叙事手法和动物视角叙事,以及“自然人”形象描写“天人合一”图景,透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表现“生命共同体”意识,以及人作为理性动物守护其他生命的责任。个体“我”在创造性劳动中以“爱人利物”之举和宽容忍耐之品性与他人、家庭和社群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个体与世界建立的完整合一关系,即“天人合一”与和谐社群关系,离不开个体“我”身心的同一性存在,为了保证“身心同一”的个体精神完整性,自我宽恕成为个体自我修复的必要环节。第三章“背离、疏离、游离的生态危机”主要以瓦·拉斯普京的短篇小说《最后期限》和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瓦·别洛夫的家庭小说系列,以及瓦·舒克申的短篇小说集为例,从不同角度描述科技革命和工业现代化引发的分离、疏离性、分裂性和对立性,说明背离故土,遗忘传统,“无根”个体的社会身份模糊不清,定位自我身份时困惑迷茫。个体“我”精神漂浮游离,其生活降格为一种焦虑性存在。第四章“无根、无家、无“我”的生态性反思”以维·阿斯塔菲耶夫的中篇小说《悲哀的侦探》和短篇小说《柳达奇卡》、瓦·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火灾》和瓦·别洛夫的长篇小说《一切在前方》为例说明晚期乡村小说创作中的生态性反思,描写个体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毁,庇护心灵的家庭破碎,个体的自我意识完全丧失。总之,世界在毁灭,各种关系在破碎,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个体消亡了。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指出生态主题创作令苏联乡村小说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令乡村小说家们回避不利因素,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问题,同时吸引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读者思考个体存在方式和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