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是清代扬州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他为生计而四处奔走的一生中,他以坚强的毅力坚持学术研究,在声音、训诂、经学、史地、诸子、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当时就获得了“通儒”的评价。作为扬州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汪中的思想正处于乾嘉学术“由专精汇为通学”的关键点上,对扬州学派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针对乾嘉学术的弊病所做出的调适与会通的努力,为乾嘉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在惠栋打出汉学旗帜以后,汉学便逐渐为学者们所认可和接受,并汇聚成席卷天下的乾嘉学风。尽管惠栋提出了由考据、训诂以求“经之义”的治学宗旨,但在实际治学过程中,却表现出泥古、佞汉的倾向。随着乾嘉学风的展开,这一弊病也成长为乾嘉学术的痼疾。早年受到宋学思想影响的戴震,在接受了惠栋治学思想的影响之后,提出了由考据以求义理的治学宗旨,试图匡正乾嘉学术的弊病。尽管有少数学者认可并支持他的义理思想,但是,在其他学者看来,他的这一尝试实际上混淆了汉、宋门户,因而受到汉、宋学者们的普遍抵制。汪中在戴震初步矫正的基础上,继续对乾嘉学术的弊病进行矫正的努力。由于早年贫困生活的经历,汪中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因而其治学很容易接受顾炎武、杭世骏经世思想的影响,确立“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的学术宗旨。这样,他就在经术与经世之间实现了会通,为乾嘉汉学确立了治学的最终目的。在经术研究方面,他在戴震由考据以求义理的思想影响下,又有鉴于戴震义理思想所受到的批评,提出了由考据、训诂以“精研大义”的治学思想。其所谓“精研大义”,不再是从考据出发对理学概念的训诂研究,而是直接以“用世”为目的的理论探求,即以考据、训诂为工具,向经典寻求先王的治国之道。为了获得对先王治国之道的正确认识,他又积极辨明学术源流。在儒学内部,他首先突破了宋明理学所建立的“孔孟”授受统系,发现了新的“孔荀”授受统系,为乾嘉学术找到了与孔子的连接点。而当他的研究视野扩展到诸子学时,便发现了由“史”而“诸子”的先秦学术发展史,认为儒学和其他诸子一样,都来源于“古之史官”。“古之史官”的最根本理论依据在“礼”,因而后代的学术传统也以“礼”为最根本的源头。“古之史官”又依据“礼”“以成国典”,因而“礼”又是经世思想的根本依据。事实上,汪中表现在一些文章中的“用世”思想,正是从“礼”的思想出发的。此后的扬州学者即在汪中的基础上以“礼”来解说经典,并且打出了“以礼代理”的旗帜,希望以“礼”为经世的工具来实现汉学的现实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乾嘉学术从产生开始,就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之中。惠栋首倡汉儒经说,便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跟随,从而形成了吴派经学。而戴震针对惠栋以来学者泥古、佞汉的弊病,尝试将考据与义理进行会通,从而开创了皖派经学。而汪中在戴震学说的影响下,继续对乾嘉学术中存在的弊病进行矫正,以“用世”思想为核心,实现了考据与“精研大义”的会通,并影响到扬州学派中、后期的学者,实际上成为开创扬州学派的核心人物,使乾嘉学术由专、精向通学转变。通过汪中思想这一节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一幅死气沉沉的画面。我们看到,乾嘉学术作为相对于理学而言的新事物,其自身充满了活力,尽管存在着泥古、为考据而考据的弊病,但却从不缺少对这些弊病进行矫正的努力和能力。在其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以考据、训诂为依据而寻求对“先王之道”的认识和对经世的诉求,一直是视野开阔的乾嘉学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不能因为乾嘉学术中庸俗的学者所体现的弊病,而由此认为乾嘉学术缺乏经世的诉求,那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