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困境,既是西方文化涌入而导致的外在冲击使然,又与儒学自身的性质有关。现代新儒家以重建儒学为中心课题,它的产生有外在局势困厄和内在理论呼唤两方面的原因。现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学的研究者,又是朱子学的传承和改造者。他们对朱子学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如理气论、心性论、工夫(方法)论、政治论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根据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来衡断朱子的历史地位以及建构他们自己的新儒学理论。本文评述了现代新儒家的朱子学研究,探讨了现代新儒家对朱子学的继承和改造,而且,还用现代的眼光,对他们所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现代新儒家中绝大部分人认为朱子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钱穆更是认为朱子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集宋学和汉唐儒之学之大成。牟宗三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朱子不是宋明儒学的集大成者和“正宗”,而是“别子为宗”。牟氏此论仅有部分合理性。朱子宇宙人生两面兼顾,而且,在所有理学家中,他的宇宙论最发达最完备,但在现代,朱子的宇宙论渐趋衰微,而陆王及朱子的人生论却得到发扬。本文从传统儒学本身和整个世界哲学思潮变化两个方面探讨了其原因。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是循着朱子的致思方向而提出。无论是朱子还是现代新儒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内圣与外王的矛盾问题。朱子对经验知识的重视以及他政治上的批判精神,有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强调知识与道德分离,可使二者都得到充极发展。朱子在注重经验科学知识的同时,又以内圣成德为最终目标,虽然会妨碍知识的独立充量发展,但换一个视角,则有以伦理导引和控制科学的思想,在当今世界是不可多得的睿识。探索儒学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要分层次和分学派。本文把形上超越、政治伦理、日用习俗三个层次和“理学”、“心学”两大派别结合起来,探讨了儒学在未来社会中所可能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