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0865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环境污染问题在中国的部分城市和地区越来越严峻,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质量。因此,在经济新常态和下行背景下,各地政府更加需要考虑如何在发展产业经济的同时有效地进行环境政策管制,降低环境污染,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质量,增进社会福利。要想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增进社会福利,我们就必须要处理好“经济—环境—社会福利”三者关系,做到既使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又兼顾经济发展和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从国内外产业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演进历程来看,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拥有一个健康的产业结构无疑成为经济、环境与社会福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导因素之一。由于我国长期以低劳动力,低环境成本的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发展,以及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行为和环保意识淡薄,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水平,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样高密度的粗放型产业发展模式无疑加剧了我国成为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制定合理而严格的环境政策应该而且更能引导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向着绿色清洁的方向发展。因此,将产业结构变迁纳入到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考虑范畴,是中国实现环境污染治理,改善区域生态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选择。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环境政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最终通过理论和实证加以验证,以期为我国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福利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学术价值的参考意见。本篇论文主要考察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关系。理解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关系的传导机制,是把握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本文主要实证部分所回应的问题主要如下几个:环境政策执行困境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政策执行困境?环境政策执行如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不同环境政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如何测量以及区域差异性特征如何表现?环境政策约束下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生态福利绩效、环境政策是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倒逼机制?为了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本文在理论研究过程中,构建数理方法,首先构建基于环境污染与公共健康的环境政策与生态福利绩效模型和基于技术进步选择模型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模型,并着重分析环境政策的传导作用,以理清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的传导机制。其次,构建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最后探讨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三者之间关系,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在环境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影响中的传递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通过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运用相关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模型、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以及联立方程模型对存在的可能性假说进行了检验,并得到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结论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表明:第一,从理论和经验分析环境政策约束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体环境质量改善具有明显效果。环境政策通过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供给作用于产业转型升级来引导企业减少排污,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环境质量,从而改善生态福利绩效。同时,随着生态福利绩效的改善,也会对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强化以及企业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和标准。同时通过对环境政策实施效果、产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福利绩效的的现实经验分析发现:一方面,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向着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演进。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来看,我国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此外,全国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的分布特点。第二,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各地环境政策执行困境走向集体行动。通过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的有效配合,可以修正各地因激励不足导致的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促使政策执行由集体行动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经济激励、政治激励、社会激励等多元化激励制度安排是有助于环境政策有效执行的。第三,不同环境政策的产业结构效应是通过中介效应来发挥作用的。不同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路径是具有差异性的。同时,中介效应内部的中介变量不同,也会造成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不同的中介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可以知道不同环境政策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此外,环境政策约束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还受到了“门槛效应”的影响。当以环境政策为门槛变量时,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程度差异和影响方向的差异性。同时,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作用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在门槛效应的显著性作用下,产业结构升级还受到来自城镇化进程、人口受教育程度、地区收入水平以及财政分权等控制变量的影响。第四,在环境政策背景影响下,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环境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负向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的负向作用影响明显。生态福利绩效对环境政策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倒逼机制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下,生态福利绩效对环境政策强度发挥着积极的正向作用。但生态福利绩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则为负。最后,为了划区域探讨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关系的相互机制,将全国样本期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对三者关系进行进一步实证检验发现:首先,在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作用关系。其次,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相互影响呈现出积极的正向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积极的正向作用明显减弱。最后,环境政策强度与生态福利绩效的作用关系在不同地区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地域的差异性来制定不同的环境政策,引导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增进当地生态福利。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继续创造更多的经济红利,更需要创造环境红利,此外,还需改善公众健康,实现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合理而严格的环境政策可以有效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态福利绩效。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证明,协调好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三者关系已成为创造“金山银山”,守住“绿水青山”的重要实践新标准。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改善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第一,强化环境政策,加强环境政策创新。以节约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对中国环境政策体系进行创新整合,是中国未来环境政策改革和创新的新方向。第二,关注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性,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根据各地的具体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合理而严格的环境政策,是因地制宜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善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重要实现途径。第三,充分发挥环境政策优势,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府部门应根据自身生态环境状况和产业发展需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选取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生物、绿色食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还需利用好自身青山绿水的天然生态条件,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创产业为代表的清洁型服务业,逐步优化和完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发展。第四,调动公众参与环保行动,为增进生态福利绩效助力。加强环境政策执行,需要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引导其在环境保护中发挥最大的正外部效应。此外,随着第三方公益组织、非营利性环保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也为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