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追求的目的一直都是政治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对于政治目的的追问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追求至善和规避大恶。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将至善作为政治追求的目标最为常见,而先秦儒家则是以追求至善作为政治目标的典型代表。儒家形成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先秦儒家的思想家们继承了前代文化的宇宙神话背景,因此在其思想中存在着一种超越性的终极价值追求,而这一追求集中体现在对于天命的符合上。同时,又由于轴心时代的人文主义转向,天命的承载被赋予每个个体人的道德之上,从而使得天命的符合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具有了人间实现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先秦儒家对于道德和政治的一体化思维方式,使得政治的终极目标与道德的至善目标合二为一,最终造成了先秦儒家对于至善政治的追求。先秦儒家对于至善政治的追求,正如在人间建造起一座通天的巴别塔。先秦儒家至善政治巴别塔的建造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做人”的过程构成了至善政治巴别塔的基础。其次,“做人”步骤深化为“成圣”的步骤,圣人构成了至善政治巴别塔的支柱。并且在这一支柱的周围,由道德推进政治和政治推进道德组成了一个双链螺旋结构。圣人支柱和道德与政治的双链螺旋结构组成了至善政治巴别塔的主体。最后,通过“成圣”步骤中实现的最高道德与最高权力的合一以及社会整体的道德普遍自觉完成与至善政治超越性终极价值的双重对应,最终完成了塔顶的搭建。至善政治的巴别塔政治竣工。先秦儒家的至善政治追求具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并且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积极方面而言,在于先秦儒家对于至善政治的追求对于道德和政治上的“善”起到了正面彰显的作用,其将道德规则注入政治活动之中,使得中国政治不会陷入法家式的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非道德主义,同时也对专制权力起到了一定的制约和柔化作用。但是,先秦儒家至善政治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至善政治追求造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强烈的卡里斯玛情结,形成了一种“人治”的政治而忽略了客观政治制度的建构。其次,至善政治追求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极易导致一种专制政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