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户与家属工是产生于我国特定历史阶段、有着“中国国情特色”的群体，这一群体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同时也承载了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与苦难，逐渐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但是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现实生活的关注中，半边户和家属工群体都被社会所忽视。本文选取半边户中的家属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会身份理论为研究视角，在国有企业变迁背景下，分析家属工这种边际性身份的社会建构与地位抗争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含义，以期铭记历史、回归现实。 家属工是我国特殊的一个女性群体，在我国建国初期工业化进程、三线建设、五七道路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家属工随夫从农村进入城市，在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单位从事同城市工人一样的生产工作，但是她们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在A企业从发展到停滞这一生命历程中，家属工经历了“农转非——临时工——被清退”这样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身份变迁过程，家属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也陷入“困境——解困——困境”的循环。但是，家属工不甘心于被外部规划和制度安排建构出的边际性身份，她们对身份的追求也随着对单位集体认同的改变而做出自主性回应。家属工身份追求实则经历着建构身份(工人身份)→化解身份(边缘性家属工身份)→追求新身份(利益性身份)的过程。当家属工身份在社会上固化下来，其日常生活受到威胁时，家属工对身份和地位的要求就由“我们要生活得更好”变为“我们要能生活下去”这样一种朴实的生存逻辑，作为强烈自主性回应的、为维护其身份诉求的地位抗争就展开了。但是家属工的抗争行动并不是急促的、激进的，而是延绵的、有韧性、融入其日常生活，是一种以自我利益为原则的日常抗争行为。家属工的社会抗争暂时失败了，但家属工随时都有可能根据利益调整与取舍把日常抗争转化为更激进行为来继续身份诉求。本文最后讨论了家属工这种边际性身份社会建构的社会含义，即家属工身份的社会建构是社会转型中国家道义与制度安排的再整合，同时也实现了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国家、组织、个人关系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