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肥胖己成为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的严重问题之一,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也正进入高发期。经济增长和都市化进程,引起生活环境的改变,如过度能量摄入、低体力活动、静坐生活方式增多等,肥胖患病率也随之呈现明显增加趋势。儿童青少年肥胖危害深远,不仅导致身心疾患和生理功能障碍,影响学习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儿童青少年肥胖可发展为成人肥胖,引起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从而导致长期病态和早期死亡。超重、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而儿童青少年肥胖已经成为这些疾病的隐患。因此对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必须加以重视。肥胖是遗传和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大量研究表明,引起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危险因素多种多样且相互关联,主要包括遗传、出生体重、饮食、体育锻炼、父母行为意识、社会经济、精神心理等因素。肥胖是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原因错综复杂。遗传因素决定个体肥胖发生的易感性,而各种环境因素则促进肥胖的发生。研究证实,从胎儿到成年期的各年龄阶段中,肥胖的发生和发展有鲜明的生长发育轨迹现象,探讨这些现象及其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为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有效开展早期干预,而且对减少成年期肥胖相关疾病、保障终身健康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目的]本研究拟了解巨大儿和正常出生体重儿队列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超重、肥胖发生的现况和相关危险因素：分析从出生到儿童期再到青少年期,儿童青少年体重变化趋势；探讨出生体重与生活行为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父母超重肥胖对子代超重肥胖的影响以及超重肥胖和相关生活行为因素的家庭聚集性。[研究方法]本研究选择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县级市(江阴市)和两个中心行政区(惠山区和锡山区)出生于1993-1995年的活产婴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者作为暴露组,小于4000克同时大于等于2500克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历史性队列研究设计,基线数据来源于这三个地区在90年代初建立的妇女围产保健数据库,包括母亲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初次孕产期检查、产前复查、产时及围产期检查等。2005年10月至2006年10月期间进行儿童期随访,随访所用调查表的内容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的个人生长发育情况、生活方式、饮食运动习惯及其家庭特征和父母生活方式等,同时进行体格检查(身高、体重、血压等)。在此基础上,于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再次对已进入青春期的研究对象进行第二次随访,除收集与上次随访类似的信息外,本次随访信息更具体化和详细化,增加收集父母的相关信息,仍然进行体格检查(身高、体重及血压等)。采用体质指数(BMI)作为结局变量,并以中国肥胖工作组(WGOC)发表的中国儿童青少年性别年龄别BMI参考值作为判定超重与肥胖的标准。以超重肥胖者作为病例,按同性别、同年龄配以对照,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应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和设置核查程序,双遍录入所有数据。运用SPSS16.0和SAS9.2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方法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χ2检验、秩和检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等。[研究结果]1.队列概况本次队列研究起点为研究对象出生时,经过儿童期和青少年期两次随访,最终进入分析的合格对象为2236人,其中出生时1108人为巨大儿,1128人为正常出生体重儿；男生1488名,占66.55%(暴露组737名,对照组751名),女生748名,占33.45%(暴露组371名,对照组377名)。2.基线调查结果过期妊娠、母亲孕前BMI较高和母亲孕期增加体重较多均是婴儿高出生体重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2.31(95%CI：1.48,3.63)、1.17(95%CI：1.07,1.27)、1.11(95%CI：1.08,1.14)。3.儿童期随访调查结果儿童期实际随访到2870人,年龄在10-13岁之间。本人群儿童期超重检出率为12.03%(男生15.66%,女生4.81%),肥胖检出率为2.15%(男生2.42%,女生1.61%),超重肥胖检出率为14.18%(男生18.08%,女生6.42%)；暴露组中超重检出率为13.45%,肥胖检出率为2.80%,对照组中超重检出率为10.64%,肥胖检出率为1.51%。暴露组的超重肥胖检出率(16.25%)高于对照组的超重肥胖检出率(12.1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3)；暴露组与对照组相比,发生超重和肥胖的RR分别为1.26(95%CI：1.01,1.58)和1.86(95%CI：1.03,3.33),AR分别为2.81%和1.29%。不同出生体重组之间儿童BMI均值不同,超重率和肥胖率有明显的随出生体重增加而增高的趋势(P<0.01)。儿童期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男性(OR=2.06)、高出生体重(OR=1.48)、母亲超重肥胖(OR=2.22)、婴儿期人工喂养(OR=2.80)和混合喂养(OR=2.70)、经常吃油炸食品(OR=1.41)、经常吃夜宵(OR=4.59)、看电视时间较长(OR=1.37)、收入较高(OR=1.47)、父亲饮酒(OR=1.34)均为儿童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牛奶食用次数较多(OR=0.66)为保护因素。4.青少年期随访调查结果青少年期实际随访到2236人,随访率为77.91%,年龄在15-18岁之间。青少年期超重检出率为9.35%(男生10.28%,女生7.49%),肥胖检出率为1.83%(男生2.09%,女生1.34%),超重肥胖检出率为11.18%(男生12.37%,女生8.83%)；暴露组超重检出率为11.73%,肥胖检出率为2.44%,对照组超重检出率为7.00%,肥胖检出率为1.24%。暴露组的超重肥胖检出率(14.17%)高于对照组的超重肥胖检出率(8.24%),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1)。暴露组与对照组相比,发生超重和肥胖的RR分别为1.68(95%CI：1.28,2.19)和1.96(95%CI：1.04,3.72),AR分别为4.73%和1.20%。不同出生体重组之间青少年BMI均值不同,超重率和肥胖率有明显的随出生体重增加而增高的趋势(P<0.05)。青少年期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男性(OR=1.43)、高出生体重(OR=1.62)、双亲均超重肥胖(OR=2.56)、母亲超重肥胖(OR=1.87),父亲超重肥胖(OR=1.85)、经常每顿吃得很饱(OR=1.45)、进餐速度偏快(OR=1.34)、使用电脑时间较长(OR=1.40)、母亲中等文化程度(OR=1.46)和较高文化程度(OR=2.01)均为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校内活动时间较多(OR=0.69)、母亲对肥胖持反对态度(OR=0.65)为保护因素。出生体重与生活行为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共提取蛋白类食物、静坐生活方式、果蔬类食物、体育活动、饮食习惯和饮食偏好6个公因子。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出生体重分别与蛋白类食物、果蔬类食物对超重肥胖的发生有相乘交互作用；出生体重与蛋白类食物、果蔬类食物、饮食偏好的交互作用相对超额危险度分别为-1.65(95%CI：-3.29,-0.01)、1.36(95%CI：0.37,2.36)和1.19(95%CI：0.14,2.23),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相加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归因比分别为76.74%、55.06%、48.29%。5.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队列分析在所有研究对象2236人中,出生时1108人为巨大儿,进入儿童期有317(14.18%)名儿童超重或肥胖,进入青少年期有250(11.18%)名青少年超重或肥胖。按照性别分组,男生出生时49.53%为巨大儿,儿童期18.08%超重肥胖,青少年期12.37%超重肥胖；女生出生时49.60%为巨大儿,儿童期6.42%超重肥胖,青少年期8.82%超重肥胖。由此可见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男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降低,而女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升高。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体重变化趋势分析：性别与时间有交互作用,即男生和女生的体重异常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不同。出生体重与时间没有交互作用,说明两因素的作用效果相互独立。从儿童期至青少年期,从总体来看,BMI分级转好率大于转差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3)；分性别来看,男生BMI分级转好率大于转差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4),女生BMI分级虽转好率大于转差率,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286)。6.父母超重肥胖对子女超重肥胖影响的分析父母超重肥胖状况为双亲均正常、父亲超重肥胖、母亲超重肥胖、双亲均超重肥胖,其子女超重肥胖检出率依次为：12.01%、14.20%、15.94%、29.09%(儿童期)和7.52%、13.34%、13.43%、16.67%(青少年期),总体均呈现增加趋势(P<0.01)。青少年BMI与其父母超重肥胖状况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BMI与其父母超重肥胖状况呈显著正相关,偏回归系数为0.54(95%CI：0.37,0.71)；青少年超重肥胖与其父母超重肥胖状况关系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亲超重肥胖、母亲超重肥胖、双亲均超重肥胖的家庭与双亲均正常的家庭相比,其子女超重肥胖的危险性(OR值)分别为1.73(95%CI：1.23,2.42)、1.89(95%CI：1.18,3.02)和2.36(95%CI：1.49,3.73)。进一步分析不同性别青少年超重肥胖与其父母超重肥胖状况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男生组,父亲超重肥胖和双亲均超重肥胖与双亲均正常相比,其子女超重肥胖的危险性(OR值)分别为1.83(95%CI：1.24,2.71)和2.05(95%CI：1.17,3.61),但在母亲超重肥胖者中,未观察到此效应；在女生组,母亲超重肥胖和双亲均超重肥胖与双亲均正常相比,其子女超重肥胖的危险性(OR值)分别为2.49(95%CI：1.09,5.68)和3.07(95%CI：1.36,6.92),但在父亲超重肥胖者中,未观察到此效应；由此推测母亲超重肥胖可能对其女儿超重肥胖的影响较大,而父亲超重肥胖可能对其儿子超重肥胖的影响较大；与双亲体重均正常相比,双亲同时超重肥胖对女儿(OR=3.07)超重肥胖产生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儿子(OR=2.05)的影响。青少年与其父(母)亲在超重肥胖和生活行为因素等方面的相关关系：父(母)亲和子女在BMI、BMI分级、饮酒、饮茶、吃油炸食品、每顿吃得很饱、进餐速度、对肥胖的态度、对体型的评价、是否需减肥方面有正相关关系。[结论]1.该队列超重率较高,儿童期超重肥胖率均高于青少年期。控制超重向肥胖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预防措施,儿童期是超重肥胖的高发阶段,应引起高度重视。2.高出生体重是影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肥胖的一级预防应从胎儿期抓起；生活行为因素可能修饰出生体重与肥胖的关系,高出生体重的儿童青少年应作为高危人群进行重点干预,通过改变其不良的生活行为习惯,来降低肥胖发生的危险性。3.父母超重肥胖是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关联存在性别差异；父母与子女超重肥胖及其生活行为因素存在相关性。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预防和干预,应重视家庭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