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对外贸易额在逐年下滑，出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出口企业而言，成立时间短，信用水平低，而又缺少相应的抵押资产，而银行在对其贷款之前需要考虑诸多因素或设置诸多门槛，导致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进行外部融资成本太高，从而有较强的融资约束问题。由于企业融资较为困难，自身发展资金不足，在面临经济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严重阻碍了出口企业通过转型寻求新的发展渠道且削弱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如何寻找其他路径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外部金融资源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首要因素，而拥有社会关系的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便捷的融资渠道，从而获取更多的外部金融资源。从对社会关系嵌入解决融资约束的理论机制的理论研究来看，社会关系嵌入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一种是信息转移机制，另一种是社会互惠义务机制。政治关联作为社会关系嵌入的一种形式除了通过以上两种机制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外，还可以通过声誉机制和寻租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途径而言，这些传导机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效应来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其中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直接对企业提供优惠的待遇，或是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平台，这些项目可以被认为是政治联系的“直接影响”。首先，这种“直接效应”表明，与那些没有联系的企业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援助。第二，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最后，企业存在政治关联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融资平台，随着提供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反过来又能缓解融资约束。而另一方面，企业需要从银行等融资机构中寻求生产经营性贷款，政治关联作为中间力量可以为企业提供优惠的贷款条件和更大的便利。这一连串的事件被称为政治关联的“间接影响”。故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及更优惠的利率和税率，而且获得优惠贷款又能够帮助民营企业从本地金融机构中获得适当的信用资源。　　然而，本文在因变量的选取上考虑到企业在获取外部金融资源时可能受各种原因的阻碍而导致融资较为困难，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并且“信息转移”、“社会互惠义务”、声誉机制和寻租机制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来缓解融资约束的；故本文选择企业的外部融资活动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的指标，即选择了杠杆率（总负债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企业信贷融资约束指标以及应付账款与预收款项之和与其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约束的指标。二者分别是通过信贷能力和商业融资能力来反映融资约束，故二者的数值越大，代表所受融资约束越小，反之，则所受融资约束就越强。同时，基于以往的研究和数据收集困难程度等因素的考虑，我们只考察了企业层面的政治关联。在对企业层面的政治关联指标衡量时，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隶属关系介绍，采用以往对政治关联研究的做法，把企业的隶属由低到高分为其他（无隶属关联）、村委会/居委会、乡镇/街道、县、地区、省和中央7个政治关系等级并给不同等级的隶属关系进行赋值，数值越大说明企业隶属的政府等级越高，政治关联性越强。并选取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产结构、盈利能力和出口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来考察政治关联对融资约束有何影响。　　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首先通过以往的研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分别构建了企业信贷融资约束和商业信用融资约束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且通过对企业隶属关系的赋值，构建政治关联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并分别测算出各个控制变量指标。其次运用面板数据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和非线性门槛效应模型，就我国出口企业政治关联的融资约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出于对行业特殊性问题和制造业行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考虑，又单独考察了非高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政治关联的融资约束效应。最后，通过以上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论认为：1、在面板最小二乘回归中，政治关联与企业信贷融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治关联可以缓解企业的信贷融资约束，却加强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约束。2、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无论是以企业的盈利能力还是出口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政治关联与企业的信贷融资之间都存在显著的三门槛效应。政治关联在不同的盈利能力下对信贷融资的影响有所差异，随着盈利能力的提高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的关系由显著的正相关变为显著的负相关，即政治关联在一定的盈利能力水平下可以缓解信贷融资约束，超出这一水平时将会加强信贷融资约束；而在不同的出口水平下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能够缓解信贷融资约束。3、无论是以企业的盈利能力还是出口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之间都存在显著的三门槛效应。政治关联在不同的盈利能力或出口水平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都存在差异，并且都随着盈利能力或出口水平的提高政治关联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由显著的正相关变为显著的负相关，即政治关联在一定的盈利能力或出口水平下可以缓解商业信用融资约束，超出这一水平时将会加强商业信用融资约束。4、在单独对样本中的非高污染行业的制造业进行考察时，无论是以企业的盈利能力还是出口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制造业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信贷融资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制造业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也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结论和总样本模型检验的结果类似。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对政治关联企业而言，在利用政治资本获取优惠和便利的同时，也应向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学习和借鉴经验，加强对企业的管理，简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员工，进行有效分工和合作，解决企业内部混乱的管理问题，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同时加大对政治关联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定期进行企业内部审核和考察，设立专门的内部审察部门，对资本流动进行严格把关，防止内部人通过利益输送、自我交易等方式侵占公司资源；并对企业的财务信息和运营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和充分披露，防止因信息的不充分披露来隐藏侵占行为。2、对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而言，逐步完善资本市场，把由政府主导的资本分配交由市场主导对资本的需求分配，逐步减弱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善市场信用评价体系，构建企业信用平台，对不同信用评级的企业设定不同的融资额度，通过严格的风险把控，对信用较好的企业提高信用评级和融资额度，对信用差的企业降低或取消其融资额度；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并通过法律制度逐步推动担保体系的健康发展，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提高担保公司的作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时面临的抵押担保问题；优化商业管理部门，让其进行有效管理，同时也能降低企业因不同部门管理不同引起的其他成本。3、对出口企业的发展而言，在面临银行信贷困难时，出口企业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商业借贷或寻求担保机构进行风险担保；同时，通过承担社会责任等方式，提高企业声誉和信用；与政府或银行等信贷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达到缓解融资约束的目的；并且要不断通过学习先进的技术或管理模式等，提高技术水平或完善公司结构，提高公司效率和企业竞争力。而且除了政府等监管机构加强管理外，企业内部也应该建立同样的信用监管机构，加强企业各部门，各环节的监管力度，形成良好的市场行为习惯，在市场和消费者中保持良好的商业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