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人袁水拍的笔名“马凡陀”命名的《马凡陀山歌》在四十年代名噪一时,时有“不可一日无此诗”的说法,“山歌”广受追捧的场面也让评论者对“山歌”的诗性问题产生疑问,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诗”的讨论。袁水拍讽刺诗歌受到追捧的背后遮蔽了抒情诗歌的创作实绩,而抒情诗歌恰恰被其好友视为最有艺术价值的部分。其抒情诗与讽刺诗并非两个独立的创作模块,其背后存在关联,从而引发由抒情诗人向讽刺诗人的转变。本文意图将袁水拍诗歌创作活动中的抒情诗、山歌体的讽刺诗置于同一个一个框架内进行叙述,回归具体的历史文化场域,探寻由抒情诗人袁水拍走向山歌诗人马凡陀变化的内在原因;并且在正确处理其文学创作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其诗歌的本来面目,力图还原袁水的诗歌。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由绪论、正文四章以及结语组成。绪论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把握,对当下袁水拍诗歌研究进行概括和归纳,指出目前研究关注的重点以及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围。第一章由“较场口事件”署名的失误,引出本文关注的对象马凡陀及其所创作的《马凡陀山歌》;“山歌”是一种以山城重庆为中心的“山城之歌”,基于都市体验以及通俗的形式的“山歌”,打破了左翼文学家构建的“严肃的政治讽刺”;“山歌”在诗的通俗性与文人性之间产生了裂隙,由此引发了一场对“山歌”是否是诗的讨论。第二章主要讨论袁水拍山歌体讽刺诗遮蔽下的抒情诗创作。早年的艺术学习经历使他的抒情诗带有西方绘画艺术的特征;在书写内容上,抒情诗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表现在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关注;“人民”是袁水拍抒情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中心,一直延续到讽刺诗的创作。第三章以新诗“大众化”理论为中心。由新诗“大众化”理论历史发展进程,进入袁水拍的诗歌“大众化”理论,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理论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实践,揭示抒情诗与山歌体讽刺诗的内在关联。第四章要探讨袁水拍缘何从一个“抒情诗人”“突然”转变为“山歌诗人”。香港时期与共产党人的交往以及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其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重庆时期独特的城市体验促进了“山歌”的形成;上海时期则是“山歌”艺术创作的高峰时期,袁水拍真正实现了转变。结语部分对袁水拍建国之后的诗歌创作进行简单概括整理,并对全文进行总结,揭示其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