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对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与宏观经济的有效调节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理顺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结构优化,对于我国不同省份金融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既有文献对于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具体关联争论颇多,本文的贡献之一就是佐证了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联机制。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制度的支持。一个体系健全、功能完善的金融系统唯有根植于发育良好的制度质量基础上,才能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减少信息与交易成本,提升储蓄率和储蓄转化率,进而优化投资决策,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良序增长。制度质量的发育程度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信息披露、产权保护、储蓄投资转化率、投资人权力保护和契约执行等功能的运转效率,从而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的贡献之二就是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制度质量阈值效应。本文运用我国2008年至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制度质量作为门限变量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联进行了考察。本文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本文之所以考察制度质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联的背景和现实意义,随后讨论了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文献综述,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前者主要归纳了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和机理的研究成果,制度质量在此影响路径和机理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非线性关联。国外文献部分主要总结了金融理论的发展历程和近期研究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有益探索。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与模型假设。首先分别阐述了比较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然后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及制度质量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功能,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随后提出了本文的两个假设: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联;二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制度质量阈值效应。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了本文的样本、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来源,以及门限模型设定。分别运用简单最小二乘法和制度质量门限模型对两个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佐证了假设的正确性,随后替换制度质量的代理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加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制度质量阈值效应的说服力。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对策。首先对回归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从如何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如何提升政府质量、法治质量和信誉质量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工作机制拓展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产业升级、对外贸易五个渠道,并从政府、法治和信誉三个维度将制度质量纳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逻辑框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时间跨度较小,金融发展水平和门限变量代理指标的选取可能不是最佳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有:(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影响。(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制度质量门限效应。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发育程度较高的制度质量有助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制度质量可分为政府质量、法治质量和信誉质量,因而可从这三方面着手提高制度质量。完善官员考核体系,提升政府治理水平,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人为资源错配,促进地方政府官员从关注经济高速增长向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加强法律执行效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对投资人和权利人的私人产权、投资权力和契约执行的保护;完善信用制度建设,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进行长周期、高风险、见效慢的技术创新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