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法》第16条规定的“规划先由人大审议再由上级政府审批”,在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被再次强调。准确厘定人大与政府两个机构的职权性质、范围及其关系,是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也是《国土空间规划法》制定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从性质上看,人大对城乡规划的审议是一项监督权。它属于规划制定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同时是城乡规划审批的前置程序,这一制度设计决定了人大的职权定位。人大职权的行使,须满足审议主体、审议时间、审议对象三项条件。赋予人大监督权的目的在于打通公众意见导入城乡规划制定过程的通道,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行政决策的作用。人大审议规划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可划分为初创、调适、隐没以及回归四个阶段。在初创阶段,人大专无暇顾及城乡规划等细微领域,行政机关自我限权,将其纳入规划制定过程并赋予其审议职权。虽然引进人大监督,但未能完全处理好政府与人大的关系及其职权配置问题。在调适阶段,决策者对该制度不完善之处加以调整和改进。《城市规划法》的出台使得城乡规划审议制度走向沉寂,人大以行使“审查同意”权的方式介入到城乡规划制定过程中,人大的职权由监督权转变为决定权,但是并未同步取消政府的审批决定权。人大和政府均行使决定权的双重决定架构,无法避免两个国家机关间的职权冲突,引发了合宪性质疑。《城乡规划法》由“审查同意”回归“审议”,正式赋予人大审议城乡规划的权力,人大和政府均行使决定权所蕴含的合宪性难题被解决。通过对地方人大审议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地方人大的职权行使总体情况向好,但是也存在与实定法相悖的现象,部分地方人大呈现出较为激进的姿态。主要表现为人大职权行使主体扩大化,非法定主体成为职权行使主体;权力行使方式存在扩张倾向,部分人大以决定权代替监督权。人大职权实然脱离应然存在多重因素,一方面,地方人大出现认识偏差,将城乡规划的制定完全认定为地方重大事项,以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方式代替监督权,而忽略城乡规划同时是上级控制下级的工具。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存在较大解释张力,且未设定一套特殊审议程序。主体扩大和职权扩张有利于发挥人大监督实效,却不符合国家机关职权配置原理。地方人大职权运行偏离法律规定,有必要加以纠正。纠偏的关键在于厘清实定法赋予人大监督权和政府决定权的宪法逻辑,明确其是否符合国家权力配置原则。基于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治理有效性,以及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解释,通过立法形成赋予政府决定权和人大监督权,符合宪法规范和国家机关职权配置原理,可以实现不同层级不同国家机构的协作,作出一个最优“规划”。因此仅仅纠偏地方违法实践,或者赋予人大决定权以代替监督权,都不及现行立足于监督权的职权定位。具体的完善路径,应在坚持人大监督权定位的前提下,采取解释方法消解法律规范存在的张力,同时建构一个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程序,以此实现人大对规划制定全方位的监督。这可为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法》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