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具有思想家的冷峻、文学家的热情，在他杰出的文字作品中，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一部分作品冷静、清醒，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另一部分作品则抑郁、愤懑，回旋着一股排遣不开的压抑之气。柳宗元的诗歌中既有甘于退隐与寂寞、风格如陶诗平淡自然的蕴藉之诗，又有孤清峭厉、锤炼精刻的精工之章，还有哀怨凄怆、胸臆直抒的酸楚之作。尽管柳诗风格多样，但它也呈现出一些相近的艺术风貌。柳宗元的诗歌表现了新的山川境界，具有忧伤、孤傲的情感特征和或隐或显的“骚怨”特色。综观柳宗元的永州诗和柳州诗，我们发现他的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在情感上是从忧伤到绝望，在意象上是从清秀澄明到奇崛险怪，在形式上是从以五言为主到以七言为主，以古体为主到以近体为主，在风格上是从简古疏淡到清峻冷峭，如此构成了柳宗元前后期山水诗的演变轨迹。柳宗元把广义上的“文”划分为“著述”和“比兴”两种。关于“比兴”类诗歌的特点，他指出必须“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以便更好地发挥讽谕的作用，而他“感激愤悱”的诗学观点则揭示了诗歌这一体裁的抒情性特点。柳宗元的政治抱负、生活经历与屈原极其相似，因此他的创作接受屈原的影响也最深，他的学骚也就不同于别人的无病呻吟，而是实实在在地学到了屈骚的真正精神。然而在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史中，影响最大的是宋代苏轼关于柳诗“枯淡”的评论。在柳宗元诗歌艺术的整体构成中，一方面他努力回归清淡诗派的传统范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汇入“元和诗变”的创新意向。于是同样作为清淡诗派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韦应物较多地表现为向传统的回归，柳宗元则较多地标示着新变的趋向；当然，回到元和诗风的现实来看柳宗元诗歌本身，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他的诗完全可以说是倾向复旧而非新变，他的诗作兀立于“元和诗变”中韩孟险怪、元白浅俗两大主流派系之外，在那竞相新变的时代风潮中表现为一种不协和音的变奏。也正是这样左右逢源的双重独特性奠定了他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