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从绝对数值来说,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就录取比例而言,从201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也已跨过大众化阶段,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2000年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1.05亿普通高校毕业生。而且今后每年都会新增近千万普通高校毕业生。这些庞大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市场、婚姻市场、育龄女性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未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进一步提高,大学毕业生群体将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婚姻市场和育龄女性的主力群体,会深刻影响乃至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那么,接受高等教育到底会对微观个体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借助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样本和国内两个大型微观数据库,从收入、婚姻、生育三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本文主要关注高等教育对个体的收入、初婚年龄、初育年龄、生育数量的微观影响,并从宏观层面探究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初婚初育年龄上升和生育水平下降等婚育行为变迁中产生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从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婚育行为急剧变迁等方面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来说:首先,本文不仅估计了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及其变动趋势。还从大学异质性角度,分别估计了大专、普通本科、重点本科的大学回报率。并且基于婚育的机会成本角度,探究了我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回报率。然后从宏观角度探究了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比例的提高对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高等教育对个体初婚年龄的影响,并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对整个社会初婚推迟中的作用。最后,本文重点探究了高等教育对女性初育年龄和生育水平的影响,以及育龄女性中高等教育比例的提高对整个社会初育推迟和生育水平下降中所起的作用。正文部分包括九个章节。第一章是前言。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如此庞大的毕业生群体。从微观机制来说,上大学不仅会通过人力资本理论或者信号筛选理论影响到个人的收入。根据Becker的家庭分工与婚姻收益理论,高等教育还会通过提高女生的劳动市场收入（潜在收入）从而影响个体进入婚育阶段的机会成本,还可能通过禁闭效应、改变婚育观念等机制影响到个体的婚育行为。从宏观角度来说,不仅会影响到整个劳动市场,也会影响甚至引领我国整个社会的婚育行为变迁。因此,有必要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弄清楚高等教育到底会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章是制度背景。主要论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重点介绍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以及本文如何用扩招政策构造个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第三章是文献综述。主要论述与本文相关的人力资本理论、信号筛选理论、Becker的家庭分工与婚姻收益、教育机会不平等最大化保持理论、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等理论,同时回顾了国内外研究高等教育影响收入、收入差距、婚姻、生育的相关文献。第四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Lewbel（2012）异方差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了上大学的回报率。并从大学异质性的角度,估计了大专、普通本科、重点本科等不同类别大学的回报率。发现大学类别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大学越好,回报率越高。本文发现重点本科在进入高收入行业和管理层概率上具有显著优势。普通本科相对于大专并无显著优势。另外,我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回报率相当高,远高于男性。最后,本文还借助2005到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2000年中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并没有保持90年代以来的持续上升势头。从2010年开始呈现了下降趋势。第五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的Oaxaca-Blinder（RIF-OB）分解方法,研究了2005-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是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呈现总体缩小趋势的重要因素。分解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张的要素构成效应会扩大收入不平等,仍然支持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最大化保持理论。而高等教育扩张的要素报酬效应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从2005到2015年,高等教育在收入的高分位点处溢价大幅下降。第六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本文设计出来的计量策略,同时克服面临的生存数据结构（Duration Data）与内生性问题,直接估计出了上大学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首先,通过将该问题等价转化为研究在给定年龄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年限的影响。从而将该问题转化为一个单方向截尾的数据结构,并可以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然后用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相应地,大专、本科教育会将初婚年龄推迟4.5和6年。另外,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推迟的效应大于女性,对非农业户口的影响大于农业户口,在东中西部地区没有差异。而且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上大学只是推迟婚姻,而不是终身不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群体与其他教育水平群体在35岁、40岁时的结婚率几乎没有差异。第七章基于2010年到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第六章设计出来的计量策略。通过将高等教育对初育年龄的影响转化为给定年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育年限的影响。然后借助于IV-Tobit模型,估计了上大学对女性初育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高中学历女性,每多接受一年高等教育,会让女性的初育年龄推迟0.8年。相当于,上大学会让女性的初育年龄平均推迟2.4到3.2年。并且这种初育推迟效应主要是来自更大的初婚推迟效应,而不是拉长了初婚初育间隔。机制分析发现,在校读书的“禁闭效应”机制大约只能解释整体推迟效应的13%～20%。劳动市场上更高的劳动参与率、推迟初育带来的工资收入回报是更为重要的机制。第八章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样本数据,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和各省高等教育资源禀赋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出生队列和省份上的双重外生差异,来构造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并使用IV-Poisson模型估计上大学对我国女性生育数量的影响;同时通过将样本中的女性起始年龄提高到30岁以上并限定为已婚来缓解生存数据结构问题。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生育小孩数量会下降30%左右。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上大学让女性生育二孩及多孩的概率大幅度下降,而并非不生。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参与率是高等教育影响女性生育行为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研究发现,随着育龄女性中高等教育比例的继续提高,未来我国的生育水平可能会沿着西方的现代生育模式继续下降。我国的生育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都急需做出适应性的改革。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有助于降低高等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第九章总结本文研究结论,并给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然后指出本文研究不足之处以及未来进一步的改进方向。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1）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的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回报率仍然很高。但在高等教育内部存在分化,重点本科的回报率要显著高于普通本科和大专。而普通本科相对于大专优势较小。我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回报率相当高,大幅高于男性,加大了高等教育女性婚育面临的机会成本。（2）在当前转型经济时期,19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回报率的持续上升势头已不复存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高等教育扩张还在扩大高等教育不平等,但由于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下降,总体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高等教育扩张不再显著扩大高等教育不平等。（3）上大学会显著推迟个人的初婚年龄,但我国绝大多数高等教育个体仍保有普婚的传统观念。（4）上大学会显著的推迟女性的初育年龄,并降低女性的生育水平。上大学会让女性少生,选择不生的概率较小。（5）我国婚育年龄女性中高等教育比例的提高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婚育行为急剧变迁的重要原因。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新发现。第一,研究视角创新。首先,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文献极为丰富。上大学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传统文献多关注其对收入的影响。近些年以Oreopoulos and Salvanes（2011）为代表的一些文献开始关注教育带来的非货币化效应（non-pecuniary effect）。当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初婚初育推迟、生育水平下降等婚育行为的急剧变迁。婚姻、生育作为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对家庭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等教育对个人的婚育行为的影响,是对当前教育的非货币化影响的有益补充。其次,本文不仅从微观层面探究了高等教育对个体的收入、婚姻和生育的影响,还从宏观层面探究了高等教育扩张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初婚初育推迟、生育水平下降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更为全面认知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对我国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第二,研究方法创新。首先,在量化分析上大学对初婚年龄影响时,会同时面临内生性问题和生存数据结构问题,以往文献无法很好的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也是相关实证文献较少的原因。本文设计了一种计量策略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即把上大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等价转化为给定年龄的条件下,上大学对已婚年限的影响,从而转化为单方向的截尾数据结构,适合Tobit模型。再借助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可以直接估计出上大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本文的这一方法可用于解决同类问题,比如后面估计上大学对初育年龄、初婚初育间隔的影响。其次,本文在估计高等教育扩张对收入差距影响时,使用了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的Oaxaca-Blinder（RIFOB）分解方法,相比于传统OB分解方法只能在均值处进行分解,RIF-OB分解方法能够对关注变量的任何分布统计量进行分解。第三,研究结论上有新发现。本文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是2005到2015年我国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因素。以往文献都一致发现高等教育扩张都会扩大收入差距,本文用当前转型时期的数据更新了这一认知。以往文献利用的是转型初期（1990年到2005年左右）数据,都发现高等教育扩张会扩大我国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回报率持续上升。而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高、低技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市场化转型放缓这一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使得19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持续上升的趋势停止并开始下降。本文抓住了当前转型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变动新特点,丰富了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