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五十余年间（1866-1917）上海京剧舞台美术的发展、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描述了上海京剧舞台美术——尤其以“景物造型”的兴起与形成为中心——在历史大变革时期,对于传统舞台美术的反叛,对于西方舞台美术的借鉴,以及自身积极的探索与创造。从整体看来,上海京剧舞台美术的演变呈现出从“非物质化”到“物质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是整个戏曲艺术向现代转型的表征。第一章导论部分从批评当下戏曲研究缺少“整体化研究”出发,指出舞台美术是戏曲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对过往研究状况的分析,提出以“景物造型”为视角研究的重要性,并确定“现代性”视野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对本文论及的“舞台美术”与“景物造型”这两个基本概念作了廓清。第二章讨论了传统戏曲舞台美术现代转型的背景。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美术,在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尤其在以近代写实主义戏剧作为参照系时,往往表现出非常鲜明的艺术特征。对此,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使用“写意”、“虚拟”或“程式化”等词汇加以描述,这些指向艺术风格的词汇暗示,传统戏曲舞台美术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然而,从历史来看,传统戏曲在古代社会的生存环境,尤其是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舞台美术风格,与其说是主动的艺术选择,毋宁说是被动的经济选择,对此,“非物质化”可能是一种更准确、更恰当的描述。但是这种基于农耕文明背景下所产生的“非物质化”特征,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面临了深刻的危机。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期望能看到变化。第三章描述了戏曲景物造型在上海的初步发生。这是京剧舞台美术“物质化”的开端。传统演剧空间在上海逐步变迁,受京派茶园和西方影响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海派茶园,为清末灯彩戏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准备。灯彩戏是晚清沪上菊坛最突出的戏曲舞台美术现象,它主要伴随着京剧艺术在上海的兴盛而发生、发展。灯彩砌末实质上是戏曲舞美景物造型的初级阶段,驱动了观众的视觉,也促成着上海京剧由听到看的转变,追求逼肖的写实审美观初现端倪。第四章从描述1908年“新舞台”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着重阐释了“新舞台”的建立对于传统茶园的变革意义。“新舞台”剧场的建筑空间与舞台形制来自三个源头。其一是西化的规模、布景样式与观演习惯（以檐侧幕体系为主要特征）;其二是东洋的舞台技术、机械与舞台效果（以转台为主要特征）;其三是中式的戏台空间内核（以三面观的伸出式舞台为主要特征）。这三者汇合一处,形成了一个本质上是“折中”的新观演空间关系。以“新舞台”为代表的新的剧场建筑借鉴了西方的规模和东洋的技术,同时又吸收了传统戏曲舞台的样式,是一种综合的、杂糅的创造物。它们为上海京剧舞台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为现代的物质载体。第五章描述在新的剧场条件下,景物造型的新进阶,主要体现在布景的出现和时空迁换手段的革新。在这一阶段,灯彩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布”上绘的软景。不少布景渐渐显出现实主义的美学倾向。转台和灯光的出现,为景物造型的丰富性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戏曲时空迁换的方式。尤其是灯光的自觉,使得戏曲舞台美术的创造越发变得自觉。第六章结论部分主要总结了上海京剧舞台美术在晚清民国这一阶段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从“非物质化”到“物质化”这一规律。从物质化的量、技术进步、审美自觉的角度论述“物质化”对于戏曲现代化转型的意义。最后通过论述“物质化”的舞美与戏剧文体之间的关系,阐明这一时期上海京剧舞台美术的发展为现代戏曲文体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