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性人情作为礼物交换最为直观的一种类型，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仪式性人情正在发生异化，并成为整个中国的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严重的心理冲击，危害着农村的社会团结。本文基于黔北S镇的调研，以质性研究的方式对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及其治理进行了研究。　　从理论层面而言，传统仪式性人情是以具有封闭性质的熟人社会为社会基础、以家庭为交换单位、以礼金和礼物为交换媒介而形成的送礼、收礼和回礼的互惠过程。这一互惠过程嵌入了“面子”、“关系”、“仪式”和“情理”等文化元素，具有强制性、循环性、传递性、延时性和规则性等性质。同时，传统仪式性人情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元素深度关联，具有价值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但是，随着8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以及国家推行的系列现代化服务的下乡，使得乡村传统非正式权力文化网络受到冲击，农村社会出现了个体化趋势。加上现代市场逻辑、消费文化等观念的入侵，农村仪式性人情出现了经济异化、仪式异化和功能异化的现象。　　对于人情的异化，作为个体的农民进行了微弱的反抗，但在互惠机制的强制性下这一反抗并未起到任何效果。而农村社会力量的缺失使得对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不得不诉诸于政府。但是，由于乡村混乱的社会结构、松散的官民关系和政府压力型体制之下的治理方式，使得基层政府的治理实践面临着农民不配合、办酒隐匿化、治理不平衡、政策执行不到位、治责相互推诿等治理困境，影响了治理的成效。为避免这种治理困境，本文提出“内生性治理”的概念，强调对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应从政府治理迈向内生性治理，以内生性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调动村民参与，对仪式性人情运行秩序进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