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赋予“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鼻祖”、“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等诸多盛名。几个世纪以来,亚洲汉语文化圈里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三国文化”热潮,并很快波及欧美世界。早在17世纪初《三国演义》汉语文本就远渡重洋来到英国,其在欧美世界的译介、接受和传播也随之兴起。然而,对此译介的研究却相对滞后。美国缅因州科比学院金葆莉博士与布发洛纽约州立大学华裔学者董保中教授在其合编并于2007年出版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一书中提到“国外无人涉足《三国演义》的英译研究。”同时,检索文献还发现,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成果多为零星的散论,缺乏全面综合性和系统性。如此现状激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希望能够对《三国演义》翻译,尤其是其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进行较为专门深入的探讨。另外,现当代学界、译界对于《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多见的是对罗慕士译本的热烈追捧,问津其它译本的却极少,这也引发了笔者开展多译本对比研究的意向,避免落入盲目跟风、只褒不贬的窠臼。本研究结合当前译界学术热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借助于这一转向带来的重要概念——异化、归化,来考察评价《三国演义》通篇120回四个英译本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情况。围绕这一核心主题,又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所谓“异化、归化”究竟该如何定义?处理文化专有项时应侧重异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现有《三国演义》英译中文化专有项的处理情况如何?它们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同时对四个译本中文化专有项英译的读者反应作问卷调查,查明其褒贬如何?本研究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阐明了本研究的缘起、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述评了国内外《三国演义》英译及英译研究现状：现有《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在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三国演义》英译研究已有成果表现出零星散论之状,还大有补缺之处。正文部分首先论述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实质,指出“文化转向”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中文化的思考应当从三个层面出发,而绝非仅限于宏观文化一个层面,其实还涉及中观文化层面和微观文化层面,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三层视角。本研究聚焦于“文化转向”的微观文化视角——具有鲜明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化表达式——文化专有项。从翻译的本质和翻译的对外推介文化的特定功能出发,论证处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时应遵从侧重异化的原则。其次,依据功能类型学标记理论创建了异化、归化连续体精密度划分模式,将异化、归化连续体大致划分为4个阶次,分别为纯异化、异化为主、归化为主和纯归化。并利用这个模式统计和分析《三国演义》前20回中140个文化专有项两位译者的异化、归化翻译方法使用情况,结果表明他们大都采用了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基于以上理论推演和统计分析,又设计了问卷调查来考察《三国演义》文化专有项英译读者反应,调查发现多数受试读者也赞同保留原文文化的异化翻译方法。据此,结合侧重异化的原则,还提出了文化专有项异化英译可取的具体操作方法,应该是文化植入法、文化切入法和文化嵌入法等。其中对《三国演义》各英译本中那些精妙绝伦的佳句进行赏析,对那些不当的译法从正反两面进行分析与改进。如今我国正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我们的重要国策,也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重大使命。为此必须秉承“在译入语国度再塑中国文化经典”的理念,像《三国演义》这样一部饱含中国文化遗产的经典名著,在翻译时势必应当充分彰显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传播中国文化的精华,也就是在处理中华文化专有项时,应当侧重异化,并采取相应可取的具体译法。当然,异化不是绝对单一的,归化等处理方法也往往是需要的。总之,在英译中华文化专有项时,坚持异化为主,能够异化的尽可能异化,同时兼顾其它翻译方法,在异化、归化这一连续体上动态、平衡地协调运用各种具体的合理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