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亚,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及“宗藩关系”一直是该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制度基础,朝鲜半岛也一直处于这一架构之内,是“华夷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朝鲜在文化上与华夏文明高度同源,长期获得相应的营养;另一方面,朝鲜的对内稳定与对外安全又无不倚靠着华夏政权提供的有效支持。但是,这种局面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与挑战。由于朝鲜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紧密联系,我们在透视东亚近代国际关系演变及朝鲜的近现代历史时,首先要将视角移向与之山水相连的中华,进而探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的晚清政府、日本和西方在朝鲜半岛的角力过程,这既是探讨与之相关问题撇不开的视角,也是朝鲜独特历史、文化所不能绕开的存在。19世纪70—80年代,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态势愈发明显,中国的边疆危机随之严重。日本明治维新后,吞并了中国传统的藩属国琉球,复炮轰江华岛,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和宗藩关系陷入崩溃的边缘。清政府认识到了这场危机,积极介入朝鲜内政外交事务,从而加强了朝鲜半岛的战略防御,以期在朝鲜半岛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作为李鸿章的核心外交幕僚,马建忠熟悉国际法事务,于1882年三次赴朝,协助李氏朝鲜的开埠,纠正了“属国自主”的论调,提出了“属邦之实”观点。该观点受到当时历史环境与国际关系的影响,试图将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和近代“均势政策”相结合,将传统的华夷秩序改变为近代的条约体制,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不十分成功,反而因为操之过猛,加快了朝鲜游离出“宗藩体系”的速度。从这个角度讲,“属邦”与“自主”之间始终存在着悖论,印证了维护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在地缘政治发展过程中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朝鲜半岛的地缘争夺影响了李氏朝鲜,也影响了清政府。本文以马建忠在晚清外交场域对“不沾不脱”原则的实践为视角,以其外交实践的是非曲直为中心,审视这一时期作为中国的晚清政府为维护东亚“宗藩体系”而与日本和西方在朝鲜半岛的角力过程,并尝试从这一角度打开一个理解东亚近代国际关系史的新视角。本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19世纪中后期东亚华夷秩序危局及身处其中的马建忠”。是为本文的背景篇。该章重点介绍两部分内容,其一是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及《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局势及参与当时“朝鲜问题”各方力量的现实情况与利益考量,其二是马建忠本人的个人经历（包括其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留法过程中所受西学影响的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其个人在思想深处的文化矛盾。第二章:“‘华夷秩序’的酿变:对朝‘不沾不脱’政策的产生”。本章在对“不沾不脱”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不沾不脱”成为晚清政府在19世纪外交政策内涵的原因及其各方的考量,并深入其机理深处,考察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理路。第三章:“‘华夷秩序’的变革:马建忠赴朝期间‘不沾不脱’政策作用下的朝鲜”。本章聚焦于1882年马建忠三次出使朝鲜的历史事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马建忠对“不沾不脱”政策的理解与执行以及他是如何变通使用这一策略的。在这一基础上,重点分析马建忠其所作所为对“朝鲜问题”与晚清后来外交困境与对策的后续影响。第四章:“‘华夷秩序’的崩塌:马建忠离朝后‘不沾不脱’政策延续下的朝鲜”。本章以马建忠离朝后“不沾不脱”政策对朝鲜的影响为着眼点解析当时朝鲜的内政外交困扰。第五章:“‘不沾不脱’原则的现代外交启示”。本章在前三章论述的基础上,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这一段历史,并辨析其中所隐藏着的理论问题,认为,“不沾不脱”政策是当时晚清政府政治、经济、文化三重因素决定下的必然选择,但是其吊诡之处也正在于这种“必然选择”背后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必然失败”的结局,其根源就在于晚清政府试图维护以前的“朝贡体系”与“华夷秩序”以及维护自身统治的根本目的,已经在19世纪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变得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双重不可能。本文最后认为,这段史实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其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其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路向取决于该国当政者维护的是谁的利益;其三,评判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适当与否的根本原则在于它是否有利于国家当下的国际环境和未来发展;其四,非此非彼的中间路线大概率不是一个弱小国家外交政策的最优选项。以马建忠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确实有历史大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缺乏深刻而细致的体察与理解,而这也是他们带给后来人最为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