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单元,是透视社会的窗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单位制为组织载体的城市社会整合机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此出现了社会“去组织化”现象。这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呈现出社会的碎片化、原子化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应对日益分化的社会,如何将社会“原子化个体”整合起来,成为其在新世纪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为此,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就成为推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组织起来”的政治战略部署,较好地实现了对社会的整合,建立起了一套相对有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个体原子化”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典型特征。而个体原子化在带来社会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组织弱化”的社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社区治理的困境。为有效解决社区治理面临的“组织弱化”的困境,上海J街道进行了积极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破解组织弱化困境的对策,即“组织再造”。本文采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上海J街道”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年鉴、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以历时性的纵向研究脉络,揭示出建国以来中国基层城市社会变迁的发展特点。这是宏观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将J街道在各个时段的社区治理主体的政治行为纳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中,从而发现社区治理存在的难题以及化解社区治理难题的“钥匙”,即“团队党建”。社区党组织带领社区各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将分散的“原子化”个体吸纳到社区团队中,通过对社区团队的嵌入和引领,从而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再造。历史上,J街道是一个小渔村。在计划经济时期,因工业化的需要,发展为典型的“单位社区”。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单位成员的“理想城堡”,二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载体。这两大特点共同构成了高度组织化的社区。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转型,即由高度组织化形成的“单位社区”向个体化社会的逐步转型。在个体化社会来临的过程中,J街道社区治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因单位解体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业缘消失,居民之间横向联系纽带缺失;二是社区党组织自身的组织力弱化,无法应对个体化社会带来的诸多负面社会后果。针对J街道社区治理中出现的两大难题,J街道党组织探索出了“团队党建”的新方式。这一党建新方式逐渐成为J街道党组织在城市社区推进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J街道党组织发现自发形成的社区团队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活力。于是,J街道顺势而为,培育了一批满足居民需要和符合社区治理需求的社区团队。这是J街道党组织进行组织再造的初步探索。为保证社区团队的发展方向“不跑偏”,J街道党组织通过组织嵌入、理念引领和活动凝聚的方式将社区团队纳入到J街道党组织的管理范围,这是城市社区治理进行组织再造的实践深入。然而,在J街道推进组织再造的过程中,霍阳小区的“跳舞鱼团队”作为组织再造的客体,以一系列的行动来回应社区党组织,并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波澜。随着“跳舞鱼团队”规模的扩大,其行动目标从“具体的社区干部”指向社区的“具体职位”。由此,J街道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再造进入到徘徊与反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跳舞鱼团队”通过党总支选举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居委会选举中的制度化参与,给J街道党组织推进组织再造施加了压力。面对“社区团队在行动”,J街道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比如运用政治策略部署、社区网络关系和选举安排等策略,逐步化解了阻力。同时,“跳舞鱼团队”因为内部成员立场不同、意见不合和利益分化等因素而出现了团队分裂。团队的分裂,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困境,即社区凝聚力的弱化和业委会的功能缺失。J街道党组织通过政治吸纳化解了因团队分裂所造成的社区治理困境,调动了社区各参与力量共同致力于社区建设,这意味着J街道初步实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再造。与此同时,城市社区治理中组织再造的初步实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即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得以提升,社区的体制机制运转更加顺畅,社区的文化氛围更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