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按照“美国优先”的理念,出台和执行了一种迥然有别于既往的贸易政策。在上台后第一份重要贸易政策文件《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以对所有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式扩大贸易”的政策目标,体现出其一边致力于为美国商品和服务拓展海外市场,一边致力于重塑对美国更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政策思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实践层面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退出或重新谈判既有贸易协定,促其实现对美国有利的“双边化”;二是加强贸易执法,挑起一系列贸易摩擦;三是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重塑国际多边贸易体制。这些内容体现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具有显著的贸易保护主义、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突出的单边主义特征和浓厚的战略化色彩等几个特点,构成了对战后以来乃至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保守化转向。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成因主要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战略选择两个方面。从国内政治因素看,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主要是美国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共同决策的结果。从总统及行政部门的贸易决策来看,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持续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自由市场机制对社会的冲击造成了失业、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而社会对市场的“反向运动”又导致底层民众“草根运动”的兴起和民粹主义的泛滥。而在美国的票决政治体制下,特朗普政府为了选举利益和民意支持,刻意迎合民粹主义思潮,甘愿被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所俘获,最终导致美国的贸易政策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泥沼。从立法机构的贸易政治来看,由于国会贸易政治中“政治失衡”现象的重新抬头,保守而富于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国会不但不会对总统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形成有效制衡,反而会对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国际战略因素看,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保守化转向是美国大战略转变的产物。二战后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历届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伊肯伯里所称的自由主义制度战略,希望通过自我“战略约束”和制度建构,为美国的未来“锁定”战后优势地位。其中,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为此,战后的美国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合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战略约束”,在权力行使方面较为克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利和义务、成本和收益、自由和公平之间的平衡,成为战后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合作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战略的抛弃导致其在国际事务中放弃了自我“战略约束”,肆意滥用权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反映在贸易政策领域,这种大战略的转变和“战略约束”的放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转向保守化。对华贸易政策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贸易文件中,中国是其最主要的谴责和攻击对象。在其加强贸易执法、挑起贸易摩擦等贸易实践方面,中国更是其主要针对目标。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既具有经济属性,又具有明显的战略属性。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保守化转向及其在贸易领域对中国的打压,中国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应对:一是坚决而理性地反制美国的贸易施压;二是积极推进世界贸易自由化;三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