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贸易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应该实现高质量发展。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萎缩以及国内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要素价格的上涨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下降,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瓶颈日益凸显:增值率低、国内产业链条短、缺乏自主创新基因等,同时一些发达经济体积极实施“再工业化”,另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中国加工贸易订单向外转移加速。因此,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情况下,作为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关键途径的中国加工贸易,其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优势依托问题日益凸显,探索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界定了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然后从综合优势视角出发,反思比较优势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陷阱,构建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研究其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发掘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概之,本研究不仅从优势依托角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贸易理论分析视角,而且为实现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南,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一方面系统梳理了以往主要解释和指导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发现:不论是有李嘉图的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的外生要素禀赋优势,还是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和新兴古典学派的内生比较优势,在解释中国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源泉及发展问题上存在诸多缺陷,表现在理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证伪,面对“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困境也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更无法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困境和对策统一到同一理论框架下。另一方面,综合优势战略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经济发展取决于由该地区或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劳动、资本等）、分工创新优势（技术、工业化水平等）和交易效率优势（各种硬件设施和配套政策措施等）所构成的综合优势,综合优势越大,其竞争力越强,即同时兼备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三种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产品、企业或产业最具竞争力,综合优势战略论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问题上更具有实操性。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三方面的假设:（H₁-H₃）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显著的正向作用;（H₄）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是通过综合优势这个中介效应机制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作用;（H₅）综合优势对实现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分别构建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综合优势的衡量指标体系并量化;其次,用熵权法计算出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综合优势、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交易效率优势得分;进而从两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一是以1998-2013年的全国层面的数据做时间序列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二是以省域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通过动态面板GMM（矩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全样本、分地区样本和分时段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综合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中综合优势的影响作用最大且存在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综合优势通过中介效应机制来发挥作用,提升交易效率是增强加工贸易综合优势的一个有效途径;在中国加工贸易总体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要素禀赋优势在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影响作用更强;在加工贸易较发达的东部省市和时间断点后分工创新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略高于要素禀赋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作用,这与供应链水平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大,但在要素禀赋优势影响作用下降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呈弱化趋势。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本研究提出基于综合优势新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四个思路:综合优势总体发展思路、区域和产业差异化发展思路、局部跨越式发展思路和新开放共赢发展思路。进而,基于这四个思路提出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即明确已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培育中国加工贸易新综合优势:一是是依据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结合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培育区域综合优势产业和具有综合优势的主导产业,通过动态化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加工贸易的总体水平;二是促进要素禀赋优势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加工贸易“要素密度逆转”、促进分工创新优势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加工贸易的制造升级、促进交易效率优势的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成本优势;三是完善对内对外开放的相关配套措施,借助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改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完善外商投资的区域导向和产业导向,实现新开放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