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出土的各批秦汉“田律”均不完整，但代表了当时“田律”主体的、关键的内容，可谓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田律”的原貌。其构成大致包括农田规划、土地授受、时令禁忌、农业监管、田租赋税、农事纠纷等内容。秦汉“田律”本质上是关于农业生产的律令。“田令”是“田律”的追加法。“田律”的内容也不断被修订和整理，从法律生成的角度来看，可以视为“追加法”；在施行时，作为独立律令而行用，自然也是“单行法”。在整个律令体系中，隶属于九章律之“户律”。其中的某些律令条文虽具有地域性的因素，但也必须承认“田律”为全国通行之法律。其内容不仅来自法家思想的传统，也受传统耕作观念和禁忌、以及东方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影响。“田律”作为独立律令而消失,固然与律令本身不断被修订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与专门负责农田管理的机构的消失、其职能也被转移到其它部门有关。秦及汉初一亩田的面积为二百四十平方步，形制为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长条，在这单位区间里被要求分为两个田区“畛”。由这样的一百条长条形地亩并列便构成“顷”，长边处有一条阡道，而陌道位于短边。在户与户的农田的界限上，不间断地分布着长、宽、高均为四尺的土堆“埒”，与“封”一起用作田地的分界。这种形制并不适用于水田，也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那样严格执行。“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设定本身也有出于丈量便利的考虑。商鞅通过对田制的改革，使传统的血缘家庭和共同体组织被打破，形成了以军功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个体家庭与地缘行政组织的成立，使整个秦国社会体系得到根本性的改造。秦及汉初的土地名有形态包括王有、官有和民有，前两者属于公田，后者属于民田。前者包括都官直属、郡县直属、田部管理等形态，而后者主要以田典、田佐、田啬夫、都田啬夫、大田、内史与郡县平行的体系来管理。公田的劳动力来源于刑徒、官奴婢和戍卒，也采取假田于民的方式。所有的收获与支出由各县的仓啬夫负责，并以籍簿的形式上计、接受考课。最终的籍帐汇总到作为全国财政总管的内史。从秦公田的经营情况来看，当时只有王室财政的存在，而“公田”的收益一直是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田律”和“日书”中都有农事禁忌的内容。尽管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阴阳五行思想的产物。通过对该部分内容集中、系统地梳理和考证，会发现以往学者们所强调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所致“日书”内容差异的结论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其与术数流派有着密切关联。从中也能看到官方致力于文本选择、统一风俗的痕迹，并将之与“律令”一起，即把律令和社会禁忌相结合，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性强、行之有效的社会统治工具。“田律”中关于月令的部分，反映出时令与政务的结合，从而建立起时令与政令相统一的“自然——政治”秩序。这可以说是把习俗与律令相结合的典范之一。当然，这也开启了统治者以律令的形式对时间进行控制的先河，通过对时间的制度性设计，从而实现对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不仅有利于政权的稳固，为“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专制统治的本质之一。“田律”的时令内容和月令文献均来自于先民时代的月令思想；而早期的“农书”有可能与月令思想是一种伴生的状态。但它们在成文之后，可能有各自的传承谱系，更有可能相互影响。秦人在东进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受报功崇始观念的支配，吸收了周人的农神祭祀系统，创立了本族的农神即“先农”。随着秦统一风俗而被推广到郡县，成为官方祭祀。整合而成的先农，又受大一统的影响，后人便理所当然地视其为神农炎帝、田祖、先啬等。刘邦建汉后，另立灵星而取代先农的核心信仰地位。文帝时期，形成了籍田礼即祭祀神农炎帝的观念。东汉时期，诸神并祀，由于皇帝亲耕的因素，祠灵星的核心信仰亦逐渐让位于祠先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