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我国工业企业在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工业迫切需要加快转型,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和生态文明的和谐统一,这就要求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背景下,实施良好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促进我国经济绿色转型。本文将着眼于我国当前处于强而不大的发展瓶颈的工业企业,探究在环境规制下其绿色创新的行为和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与此同时着重分析环境规制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理论方面,本文首先阐明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不同环境规制方法的特点,主要从行政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角度出发分别建立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和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纳入绿色创新效率的指标体系框架。首先,选取2011-2017年中国31省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BM模型和超效率SBM模型进行静态效率分析,再进行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的动态效率分析,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分别进行了对比。其次,从投影分析的角度对投入和产出指标提出改进建议,并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收敛分析。再次,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我国各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增长的趋势。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各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主要受到规模效率低下的影响。第二,我国的企业绿色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14.8%,东部增长速度最快,其次为中部,西部的增长速度最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指数。第三,投入指标中的技术改造经费、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的投入冗余率比较高,非期望产出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粉尘排放的冗余率较高,环境问题依旧严峻。我国的绿色创新效率呈现收敛趋势。第四,市场型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教育环境对我国的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区域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大部分影响因素指标主要通过对规模效率的作用来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影响。最后,本文在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鼓励企业绿色创新、提高区域开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