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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激进税务行为作为一项经营策略,一方面,企业实施激进的税务筹划有助于增加企业的收益,把更多的资源留在企业内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虽然企业进行激进的税务筹划可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但也会付出大量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由于激进的税务筹划手段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等特点,这一手段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严重时可能会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现有研究企业激进税务行为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忽视了管理层,尤其是管理层的能力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而管理层无疑能够影响公司,如投资、筹资决策,以及其他财务行为等一系列决策,这从侧面显示了管理层能力的大小对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但鲜有学者研究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税务行为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管理层能力与企业激进税务筹划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管理层能力与企业激进税务筹划行为的关系有何种调节影响。此外,并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对全样本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旨在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公司治理水平对管理层能力与企业激进税务筹划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的研究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共六年数据。在进行一系列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管理层能力与企业激进税务筹划行为的模型,研究验证并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其次将公司治理因素加入到模型中,构造其与管理层能力的交叉项,验证其是否能够影响管理层能力与激进税务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将全样本分组,同样将公司治理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公司治理对管理层能力和激进税务行为的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获得如下结论:(1)管理层能力与激进税务行为呈负相关关系。由于激进的税务筹划行为可能因其较高的成本和导致公司价值及投资效率下降等一系列风险,使得能力越强的管理层越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资到激进的税务筹划行为之中。(2)公司治理会督促管理层致力于提升企业的绩效,因此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采取激进税务筹划行为的负相关程度越强。(3)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国有企业有其自身的优势,而非国有企业在没有相关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较国有企业来说有更多的动机去从事激进税务的筹划,但拥有较强能力的管理层基于激进税务筹划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更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激进税务筹划中,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财务信息的透明程度,因此这种关系会更强烈。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应当建立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等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共六年数据。在进行一系列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管理层能力与企业激进税务筹划行为的模型,研究验证并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其次将公司治理因素加入到模型中,构造其与管理层能力的交叉项,验证其是否能够影响管理层能力与激进税务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将全样本分组,同样将公司治理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公司治理对管理层能力和激进税务行为的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获得如下结论:(1)管理层能力与激进税务行为呈负相关关系。由于激进的税务筹划行为可能因其较高的成本和导致公司价值及投资效率下降等一系列风险,使得能力越强的管理层越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资到激进的税务筹划行为之中。(2)公司治理会督促管理层致力于提升企业的绩效,因此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管理层能力与企业采取激进税务筹划行为的负相关程度越强。(3)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国有企业有其自身的优势,而非国有企业在没有相关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较国有企业来说有更多的动机去从事激进税务的筹划,但拥有较强能力的管理层基于激进税务筹划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更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激进税务筹划中,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财务信息的透明程度,因此这种关系会更强烈。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应当建立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