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逐渐提升,城镇人口数量和城市人口密度持续攀升,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与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更高追求逐渐凸显,不断要求进行城市治理层面的创新。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与创新逐渐应用于城市治理,而智慧城市建设则成为技术创新层面的巨大载体。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不断促进技术的运用与普及,也不断给市民带来在大数据时代切实的生活获得感。国家在政策层面重视并大力支持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治理实践层面也不断以智慧城市建设与创新作为治理的新方向,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从现有研究来看,理论层面对城市治理的形态、结构、路径及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目前的研究仍然难以回答智慧城市建设的微观路径;实践层面关注了智慧城市发展的模式、主体以及经验,但忽略了从整体以及具体的角度阐述智慧城市建设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因此,刻画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影响因素以及组态路径成为本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城市治理理论构建了对于智慧城市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认识,基于组态理论为研究对象提供依据并构建了全文的分析视角,结合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并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动因模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择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不包括台北市,省会城市不重复计算副省级城市),共36个城市作为样本城市,选择了上级压力、财政支持、政治支持、科研人力、信息化基础共五个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条件变量,选择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综合影响力评估得分作为结果变量。在数据搜集的基础上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对样本城市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不同因素条件的组合如何影响并带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智慧城市建设强调创新,逐渐向新型智慧城市转变,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成效中受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其次,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从高智慧城市建设成效和非高智慧城市建设成效正反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正向分析包含五类结果共七条路径,反向分析包含五类结果共六条有效路径,两种分析存在非对称关系。再次,典型样本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政策与实现路径存在一定差异,多数样本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政策都呈现出相似特征,样本城市之间产生智慧城市高与非高成效的路径有所差异,但有部分城市路径相同;对于单个城市而言存在单路径和多条路径的现象;政策规划中的内容与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匹配程度还不一致。基于此,本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宏观层面需要有效掌握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中观层面有效选择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路径,具体包括基础建设型路径、实干推动型路径和创新驱动型路径;微观层面有效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创新保障,以期为智慧城市下一步政策规划以及具体实施提出可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