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歌为读者传播与接受提供的文本预结构可分为“内结构”与“外结构”两大类，在“内结构”方面，主要有内敛的情感、新警的立意、陌生化的意象和不俗的诗歌境界；在“外结构”方面，主要有曲折的章法、创新的句法、博赡的典故和非逻辑性的语言表达。这些内容构筑起黄庭坚诗歌文本内在与外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唤起读者以极大的兴趣来进行传播与接受，成为古代诗歌传播与接受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宋代，黄庭坚诗歌的传播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单篇作品的传播，包括书法、石刻、题写、酬赠等形式的传播；二是集本的传播，包括自编集、他编集、诗注本、合集等形式的传播。前一系统使黄诗即时传播，后一系统则使黄诗再度传扬，两者共同普及了黄诗受众，从而促进了黄庭坚在宋诗史上地位的确定。其接受肇端于作者生前，在迄至宋末长达两百余年的漫长历程中，除“元祜党禁”时有所减弱外，一直保持旺盛的态势。其接受维面主要从黄庭坚人格襟怀、诗史地位、诗作审美特征及其独特的诗法运用、晚年诗歌成就几方面予以展开。这些维面有诗力地导引了后世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金元，黄庭坚诗歌的传播相对于宋代较为低落，但还是续有流衍。其主要传播方式有：文学传习活动、诗学著作、诗歌选本、黄集重刊、书法作品等，前四种是集本传播，为文学隔代传播的主要方式，后一种则是单篇传播，是黄庭坚作为诗人兼书法家的诗作在后世传播中独具的特色。其中，有着较强地域性传播特征的文学传习活动和《瀛奎律髓》这样颇具影响力的诗歌选本，对黄庭坚诗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接受在金元是第一个低迷期，主要体现在：诗论家们对其渊源、风格、独特的诗法进行了标举与论评，一些诗论家还对其成就、诗史地位予以了肯定；王若虚、方回则对黄庭坚进行了集中评说，进一步从细部特征上探讨黄庭坚诗歌的美学特征及其内在所含蕴的法度、规律。这些论评，相较于宋代的接受，具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内容，成为黄庭坚诗歌接受史的一大转折。 明代，黄庭坚诗歌在不同的文化空间广泛传播，书法作品在传播中显示了特殊的功能；诗歌选本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黄诗传播中产生了重大的驱动力和影响力；集本翻刻是比较通行而又便于实施的传播行为，在黄诗传播中具有长久性和信息存储价值。其接受和宋诗一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进入第二个低迷期。接受历程与前后“七子”的兴衰相消长：前七子兴起之前，明初诗坛的宗唐宗宋之争中，宗宋一派总体呈强势，黄庭坚诗歌往往被标举；前后七子兴盛时期，宗唐成为诗坛强势主流，宗宋一派无力抗衡，黄庭坚诗歌除被少数人指斥外，就是被忽视而无人提及；万历时期至晚明，宗宋思潮逐渐走强，黄诗接受低潮又有所回升，并影响到清代形成接受热潮。 清代，标举、学习宋诗的风气日益浓厚，黄诗传播随之进入其全盛期。借阅、抄购在黄诗传播中别具特色，强化和促进了黄集秘籍的流传；诗歌选评促进了黄诗传播的普及性和经典化；宋诗选本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以两类选本的传播，将黄诗推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旧本翻刻是比较通行而又便于实施的传播行为，在黄诗传播中发挥了其长久性的信息存储功能。其接受历程伴随着宗宋思潮，由逐渐兴起而至大盛，以黄庭坚为宗的观点在清代前中期虽较有争议，但最终成为了宗宋阵营中最主要的一支。对黄庭坚诗歌的论评主要集中于对诗歌学古创新的深入探析，对诗歌风格的多样论评，对诗歌章法的着力揭示三个方面，它们互相渗透融合，使黄诗接受走向全面细化和视野不断开放。 综观前论，黄庭坚诗歌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中，单篇作品的酬唱、赠答和书籍的借阅、传抄是一种经由交换渠道的人际传播，集本的编刻和买卖是一种经由市场渠道的商业传播，它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诗歌接受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诗选、诗话著作则兼有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的特征，其本身就是诗歌传播与接受的统一体。 通过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历程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其传播与接受的主要因素除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影响外，还有重道德教化的儒家诗学观、重诗艺探讨的诗国文化、尚名人评价的接受心理和重宗派地域的民族文化观念等文化语境。各种文化语境为传播接受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诗歌的传播与接受又反过来拓展和深化了种种文化语境，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形成了文化交流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