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安顺地区地处贵州西南部，其辖境东连贵阳（明代贵州首府），南邻广西，西抵云南，北接水西（明代贵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土司）。由于安顺地区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湖广通滇驿道的必经之路，故而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并在历史上曾长期享有“西南冲剧，夷汉襟喉”的美誉。　　在蒙元政权接管安顺地区之前，安顺地区曾长期是羁縻之地。中央王朝在此设立过西平州、普宁州等带有明显羁縻性质的羁縻州县。南宋“偏安南渡”之后，安顺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其地不仅是当时南宋马匹的重要产地和集散中心，而且还是南宋政权西南疆土的重要屏障，遂成为蒙宋战争中蒙元政权的势在必取之地。在蒙元政权正式接管安顺地区后，不仅在此设立了普安路和普定路两个路级政区，而且还在该地区设立了多处站赤以加强云南与湖广等省的联系。　　元末明初王朝鼎革之际，安顺地区曾一度隶属于明氏大夏政权和元廷云南梁王等势力的管控之下。洪武四年（1371年）大夏政权覆灭后，原归属大夏政权统领的普定路各级流官和土司开始陆续归附明廷，并受到明廷“原官授职”的礼遇。而与之相邻的普安路此时则长期处于云南梁王的管控之下，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远征云南的军事行动开始后才最终被并入大明王朝的版图之中。在明廷正式接管安顺地区后，曾对安顺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从而使该地区的行政区划体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　　通过研究明代安顺地区行政区划的特点，笔者发现民族文化因素对于明代安顺地区的行政区划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明代贵州安顺地区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民族文化多样并存的地区，其行政区划具有“四区并立，此消彼长”、“三州一卫，同城办公”、“地多插花”这三大特点。三大特点的形成，不仅与特定历史时期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与这一地区多民族交错杂居、民族文化多样并存的民族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明代的安顺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居住着彝族、苗族、仡佬族、布依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语言、生计方式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明初，明廷为了有效保障湖广通滇驿道的安全畅通，沿湖广通滇驿道的驿道沿线设置了以普定卫为首的“上六卫”。尽管这一地区卫所数量众多，但明廷对该地区的控制能力却极为有限，仅能对驿道周边的少数地区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而对于远离驿道的地区则常有“鞭长莫及”之叹。明代安顺地区辖境内共有四种类型的政区，即生界区、土司区、军管区、民管区。四种政区的辖境零散分布、犬牙交错。尽管明廷军管区和民管区占据了驿道周边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的大片地区，但从总体上看二区的辖区均处于土司区以及生界区的重重包围之中。明代，明廷驻军和当地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明代安顺地区的民管区唯有依靠卫所的保护，方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这就使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对卫所的军事力量保持着高度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三州一卫，同城办公”这类“州卫同城”现象中展露无遗。而这种对军事力量的严重依赖，也正是明代安顺地区始终无法全面设置民管区、实现政区一体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各方势力的消长过程中，安顺地区四种政区的政区范围、政区间的隶属关系也随之有所变化，从而形成了“四区并立，此消彼长”的发展格局。同时，由于在“四区并立，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四类政区的分布并不总是连片集中，故而又呈现出零散分布、犬牙交错的特点，最终导致了“插花”现象的大量产生，形成了“地多插花”的特点。由此可见，明代安顺地区的三个特点环环相扣，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