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是加快建设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无疑需要统一的法制体系为之保驾护航。这为进一步创新立法体系,提供相应的法律供给创造了现实的机遇与空间或者说社会根据。与此同时,区域协同立法这一新兴的立法产物,尚存在一个宪法与法律根据的问题需要在法理上予以解决,此为本文的写作意图所在。我国的区域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对于相关经济区分别制定发展规划,但是对于区域协同立法,现今仍未出现明确的规定。区域协同立法,超越行政区界限的立法,部分地方为谋求发展,相互抱团取暖,协同治理、发展。因而,从宏观角度,目前我国的区域协同立法应当是属于地方立法范畴。区域协同立法根据其立法主体,可大致分为协同规章和协同法规。从地方立法的范畴,“不抵触”原则、“根据”原则是地方立法具备合法性的首要原则,地方协同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同样不例外。根据“不抵触”原则和“根据”原则的内涵和表现,地方协同制定的法规和规章,不存在违反上述原则,是符合我国地方立法的合法性要求。因而,可以看出区域协同立法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宪制结构性问题,只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的问题。区域协同立法作为创制性的地方立法,并未超越现有的立法体制,未突破现有的宪制框架。虽与一般性地方立法存在差异,但仍可归属于地方立法范畴,但是又超越了一般地方立法的缺陷,因而是一种新型的创制性地方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