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的“易代”、“鼎革”,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从晚明思潮、门户党争到明清易代,从明末遗民的抉择、出世到清初士人的安身、立命,自清代以来就引发了诸多研究大家的关注兴趣。本文以明末清初节点上的关键性人物钱谦益、纪昀二人的现世处境、内心抉择为研究对象,以士人认同的研究视角切入,通过对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纪昀《四库总目提要》的对比研究,试图勾勒明末清初之时,钱谦益对当世士人认同的转变之功和纪昀对明代以来士人认同的重塑之力,以及由士人认同的转变与重塑带来的文学、学术、思潮的转向和现代、后现代明末清初叙事话语的解构与重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论述了诸多学者对“晚明”、“明末”、“明季”、“明清之际”、“明清转接”、“明末清初”和"From Ming to Ch’ing"等概念的讨论,从而界定本文的“明清之际”是指自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573)至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约两百余年的时间。“明清之际”不仅仅是历史范畴上的年限,还是文化范畴上的思潮,是极具魅力和有极高文学成就的时期,并呈现出朝代兴替的“‘结束’与‘开始’”的变化和士风学风的“‘开始’与‘结束”的转型,是明清两代文学、思想最为繁荣、成果最为丰硕的历史时期,到乾隆中期《四库全书》的修纂后,学风、士风转向了正统意志下的典雅平正与训诂考据,延续两百余年的明末清初思潮结束。本文的“士人”,指的是一切已出仕和未出仕的读书人,僧、道等方外之人则不包括在内,而“士人认同”则包含了对自我的认同和对他人的认同两个层次,并侧重于士人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心灵的挣扎与抉择等问题。第一章梳理《列朝诗集小传》和《四库总目提要》中皆有收录的明代隆庆以后诗人的小传、提要。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录入的369人中,纪昀的《四库总目提要》别集明代部分亦收录的有82人。不完全局限于单一的《列朝诗集小传》或《四库总目提要·别集》范围,通过扩大士人比较样本,尽可能还原或者置放到明末清初来观照当时的士人认同。第二章对比钱谦益、纪昀在《列朝诗集小传》和《四库总目提要》中表露出的对明清之际士人认同的观念。钱谦益对明末清初的士人有从文学评价的立场、交游亲疏的立场和自我开脱的立场三个角度进行评价,他的士人认同策略是以国运承接文章气运、以曲笔回护和片恶不漏的方式和以自我心态观照他人来以己度人、自我粉饰。纪昀等四库馆臣对明清之际士人的评价所秉持的是“人品决定文品”、“文学关乎世运”的观念,认同上存在“以人废文”和“以文存人”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尺度,显然四库馆臣学术公正的自觉以及与明末士人共通的心态被强大的政治压力所扼杀、扭曲,从而使得学术选择屈从政治功利,文人认同贴上了政治划线的标签。钱谦益、纪昀都以明初士人和诗风为标准评价有明一代士人,以国运、世运之变来看待明末士人之行为,注重引用前人评论来界定及集大成者的姿态来对待前期士人,并且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干扰而隐晦地表露心境。第三章论述钱谦益对士人认同的转变和纪昀对士人认同的重塑。钱谦益和纪昀都用了相同的预设认同、各设畛域、多重标准、学术根底等论证策略,但各自的侧重又存在一定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钱谦益的努力是开转变之功,纪昀等四库馆臣的努力是发重塑之力。纪昀对钱谦益强烈的个人情感偏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删削,对钱谦益要求的重新恢复馆阁文权,回归通经汲古、温柔敦厚的认同观念,重视世运、国运与士人品格的联系等观念却很好地进行继承和发展。馆臣们以全新的集大成者的姿态,重新审视前代文学和文人,在学术自觉和政治功用两方面的要求下,开启了官学、正统面目下对士人认同标准和价值的重塑。自此,乾嘉学派和桐城文派便成了学术、文学的主流。结语主要分析纪昀等四库馆臣的重塑之力对钱谦益的转变之功的继承和黜落,是正统意志对士人群体认同的再次成功控制,传统士人的内部几乎不可能再出现如李贽、黄宗羲般的人物,也缺乏足够的土壤让士人群体从文化上、体制上的视野重新思考整个国家的命运。自晚清直到民国,在借鉴了西方学者的认知或者西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后,乃得以新的文化参照将明清之际的文学、思想和士人放置到现代语境中进行解读、阐释,并解构和重构明末清初士人的叙事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