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的经济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一直以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国家税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和税收政策的频出,研究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逐渐成为理论界、实务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关心的热点。现有文献研究已经表明,税收政策的确会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但很少有研究涉及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方面。鉴于此,本文首次在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研究中引入第三个变量——税收负担,通过分析,研究税收负担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不仅可以丰富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维度、拓展研究视角、充实理论基础,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为我国进一步推进税收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本文从税收负担理论、心理框架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等理论基础切入,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采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探讨了税收负担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我们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对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然后,从四个角度——企业总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消费税税负讨论了它们是否以及怎样对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产生影响,提出论文的假设。接着,利用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对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并依据本文的局限性和不足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本文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正相关,与投资不足负相关;2)企业总税负对二者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即企业总税负会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可以抑制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的负相关关系;3)企业所得税税负对二者的调节作用与总税负的效果相同,即企业总税负会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可以抑制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的负相关关系;4)增值税税负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不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但却对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存在明显的恶化作用;5)企业消费税税负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不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无论是投资不足还是投资过度;6)产权性质差异会对企业税收负担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作用的调节效应造成明显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因为企业投资效率的不同或考察的企业税收负担不同而不同;7)产业政策也会对税负、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的调节效果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效果是不容忽视的。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首次将税收负担引入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框架中,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成果,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还有这重要的实践意义;2)税收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我们将税收与投资者情绪、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相结合,探讨了税收负担是如何影响企业的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对于防控企业的非理性行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不同的税种从其设计出发点上来说也有着不同的特殊意义,我们不仅综合考虑总税负的影响作用,而且分税种,主要考察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消费税税负的影响作用,更有利于精准施策;4)不同的企业性质在税收负担上的表现也是不同的,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比其他企业承担了更高的税收负担。那么,国有企业的高税负是否会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的调节作用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呢,我们将给出我们的观点:对企业总税负调节作用,无论是在投资过度组还是投资不足组,总税负对国有企业的调节作用要明显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企业所得税税负调节作用,在投资过度组,企业所得税税负方面,产权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在投资不足组,因为产权性质的差异,国有企业收到的调节效应会比非国有企业更高。对企业增值税税负调节作用,在投资过度组,这一调节效应是显著的,即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调节效应更显著;在投资不足组,增值税税负的调节效应在产权之间并没有差异。对企业消费税税负调节作用,在投资过度组,国有企业的调节效应比非国有企业要明显得多;在投资不足组,这种调节效应依然在国有企业更显著;5)产业升级,是当前我国正在推行的一项重大的工程,那么在《产业调整目录》的指导下,税收负担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的研究将给出一些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结论:在投资过度组,企业总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在鼓励类企业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而消费税税负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在投资不足组,企业总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消费税税负在鼓励类企业的调节作用比非鼓励类企业更显著,而增值税税负的调节作用在两组并没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