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环境立法保护环境,结果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严格的环境规制受到了企业的普遍抵制,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热议。无疑,短期内苛刻的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成本,大大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但以Poter为首的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外在压力长期能够激发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创新一方面使得企业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甚至是降低成本,增加企业绿色竞争力,因此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存在双赢关系。而环境规制能否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是Poter观点成立的关键。本文在借鉴Mohr建立的干中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R&D无限周期模型来论证:适当严格的环境规制存在激发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在没有环境政策规制情形下,生产者几乎不会考虑自身环境绩效问题,所进行的技术创新行为也将是追逐利润最大化所驱动的,即使某种创新技术在给生产者带来超额利润同时,也降低了能耗或改善了环境,但技术创新初始,生产者也不会带有这种目的。而通过环境政策对生产者行为进行一定约束,外在压力迫使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考虑环境因素,因而将在不同程度激励生产者进行环境技术创新。按照环境政策习惯性分法,环境政策可分为命令控制类型(CAC)、基于市场类型(MBI)和信息疗法类型(RBR),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强度也是不一样的。本文第三部分在借鉴Fisher等建立的模型基础上,定量比较了代表了三个类型政策的四种政策工具的环境技术创新激励强度。在不考虑技术外溢,或者技术外溢系数很小的情形下,环境绩效标准、环境税(费)、许可证拍卖和自愿协议对环境技术创新的诱导激励强度依次增强。当创新技术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溢情形下,那么生产者就会在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行为之间进行权衡。这时,环境绩效标准、许可证拍卖、环境税(费)、和自愿协议对生产者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强度是依次增强的。激励强度差异受到技术外溢系数、企业环境管理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斜率的影响。尽管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对创新的激励存在差异,但每一类型政策都是伴随着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而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的,需要一定背景条件相适应。本文第四部分在对欧美发达国家环境政策演进及选择剖析的基础上,建立环境政策动态演进模型,进而结合我国当前国情、环境政策现状,分析我国环境政策演进及选择的相关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参与国际竞争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国民对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把环境技术创新融入到环境政策当中,诱导和激发企业自主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将是缓解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政策手段和导向之一。目前我国环境政策还比较单一,具有较浓的命令控制色彩,而推广应用基于市场环境政策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大力推广和发展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培育和发展信息疗法环境政策应用的坏境,丰富环境政策管理工具,优化环境政策组合将是我国环境政策发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