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祁连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之前,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该地区水源涵养能力下降,导致三大内陆河流域中下游水资源短缺,区域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第一期（2001-2011）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生态恢复工程,植被恢复政策对祁连山地区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产生了多尺度、多层面的复合效应。该阶段植被恢复与农户生计的关系一直缺乏系统探索和凝练,其驱动机理是生态学中的基础科学问题,属于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范畴。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数据整合和理论集成方面,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第一期是典型案例,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具有较高难度和挑战。为更加贴切地表述所取得的结果和结论,避免通常采用的小摘要带来的理解偏差,本文采用大摘要的方式进行阐述。本文以祁连山地区为例,以人与自然耦合理论（CHANS）和生态系统圈层管理理论（SFDM）为基础,针对第一期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下植被恢复与农户生计的关系,采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开展探索。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自然生态系统层面。从土地利用类型和植被覆盖指数方面评价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祁连山地区所取得的生态效益及可持续性;2)社会经济系统层面。以农户生计调研数据为基础,对祁连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生计策略和劳动力去向变迁进行研究,了解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并评价政策的可持续性;3)相互耦合关系层面。利用远程耦合系统评价其远程效应,及对区域生态和生计的影响。最后综合评价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祁连山地区实施的有效性及可持续性,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退耕适宜区分布特征与生态系统圈层管理分析用ArcGIS10.3软件中的权重叠加模块对各因子适宜等级图进行权重叠加,加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信息和研究区边界图,得到祁连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适宜区分布图,并勾画了生态系统圈层特征。1.以祁连山保护区作为中心地带,整个祁连山地区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适宜区分布基本呈现一个核心区、中圈区、缓冲区和边缘区的圈层分布特征。依照不同地区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肃北、肃南、山丹、民乐等地区以草原、森林分布为主,且人口密度较小,最为适合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而张掖、武威、金昌等地区政策适宜度有限。从空间尺度上看,东部地区以还林为主,西部地区以还草为主,该地区“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林草结合”的恢复措施符合生态系统圈层管理法则。二)十年退耕背景下祁连山地区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变化采用卫星影像数据和转移矩阵法分析了祁连山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和植被变化,发现十年退耕政策实施对生态保育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祁连山地区植被盖度（NDVI）自2001年的46.24%上升到2011年的61.28%,植被覆盖率明显提高。在十年执行期内,该地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的土地面积占整个耕地面积的比例逐年增加,从2001年的20.79%增加到2006年的38.46%,再到2011年的44.24%。另外,绿地（林地、草地和高山草甸）占整个土地面积的比例从2001年的33.77%增长到2011年的51.52%,其中主要以森林和草地的增加为主。因此,从自然生态恢复的角度看,该地区退耕工程实施的生态效度显著。3.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进一步揭示了绿地变化的主要趋势。通过2001-2006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发现祁连山地区的耕地自2001年到2006年主要转换为草地（33.4%）、高山草甸（12.8%）及林地（12.4%）。裸地则有主要转换为草地（8.9%）和高山草甸（9.1%）。通过2006-2011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结果发现该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效度进一步提高,耕地主要转换为草地（27.7%）、高山草甸（10.1%）及林地（3.3%）,但也有8.5%的耕地转化成了裸地,小范围内存在撂荒问题。另外,退耕十年导致148,000 ha（11.8%）的裸地转换成了高山草甸。然而,农户建设用地大幅度提高,较之2006年提高了 200%。三)十年退耕背景下祁连山地区劳动力转移和农户生计变化根据农户调研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分析了退耕背景下劳动力转移特征和农户生计变化策略,揭示了农户对于政策的反馈和响应机制。4.退耕政策驱动了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减少了第一产业人口压力。农户调研结果表明,自2001年开始,第一产业人口不断下滑,从2001年的33.44%到2011年降低至19.82%;第二产业人口从2001年的32.66%提高到2011年的44.17%,第三产业也有小幅度的提高。该结果得到了官方发布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统计结果的支持,该地区农业人口比例自2001年到2011年逐年下降。5.不同自然禀赋对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牧区和农区差异较大。结果表明,以种植业为主的天祝地区有74%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剩下的26%分别转移向了个体经商（10%）、畜牧业（10%）和非木材林产品经营（6%）;而以畜牧业为主的肃南地区则有54%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剩下的分别转移向了个体经商（22%）和畜牧业（24%）。同时,受社会资本的影响,肃南地区的劳动力大部分（62%）转移到了最近的城市张掖市,而天祝的劳动力转移相对均衡,其中36%转移到了甘肃省省会城市兰州,41%转移到了武威市。6.家庭因素对劳动力转移有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依据主成分分析得知农户的政策认知程度、种植业收入水平和男性劳动力数量对劳动力转移有主要影响。调查结果发现,户主的年龄系数（肃南-0.202,天祝-0.066）与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相关,而户主的健康程度系数（肃南2.351,天祝1.18）与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正相关。农户对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认知程度系数在肃南（4.336）和天祝地区（2.307）都为正且存在1%水平上的显著相关性。结果表明,农户对于政策的认知程度越高,越容易在政策下发生劳动力转移。7.生计方式选择对劳动力转移也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同生态区家庭总收入系数（肃南1.396,天祝0.617）与退耕背景下的劳动力转移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越容易发生劳动力转移。在以畜牧业为主的肃南地区,畜牧业收入的Logistic系数（-1.176）符号为负,而个体经商收入（0.94）和务工工资收入（2.174）的系数符号则为正,说明肃南地区农户的畜牧业收入对于退耕背景下发生劳动力转移影响程度是负相关,而个体经商收入和务工工资收入为正相关。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天祝,种植业的收入（-1.066）对退耕背景下发生劳动力转移影响为负相关。8.男性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转移关系差异显著。在以畜牧业为主的肃南地区,男性劳动力数量的系数（-2.657）符号是负值,且与劳动力转移存在5%水平上的显著相关性,即家庭中男性劳动力越多,越不容易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下发生劳动力转移。相反地,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天祝地区,男性劳动力数量的系数（1.382）符号是正值,且与劳动力转移显著正相关,即家庭中男性劳动力越多,越容易在退耕还林政策下发生劳动力转移。四)十年退耕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分析及社会学习演变利益相关者分析作为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手段,其主要目的是识别、描述和分类利益相关者,以确定他们未来参与决策过程的程度。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退耕政策实施产生影响的及受到影响的群体和个体定义为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相关者有不同利益诉求,并随着社会整体认知和适应性（社会学习）的增强发生变化。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协调和博弈关系,该过程在退耕期受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的影响较大,进而影响退耕政策的实施效度。9.利益相关者对退耕政策均有反馈效应,但相互之间差异较大。结果表明,退耕农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林管部门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相关性得分均值都超过4.0,说明他们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相关性很高。另外,退耕农户、中央政府的影响权重均超过4.0,且中央政府的影响性高达4.89,说明他们对于政策的影响明显。地方政府和林管部门的影响权重都低于4.0,特别是林管部门的影响权重只有3.19。财政部门的影响权重高于4.16。因此,生态补偿机制对退耕政策实施具有显著调控效应。10.十年退耕政策对生计策略选择产生较大影响。种植业、畜牧业、个体经商收入和打工收入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特别是打工收入从6000元左右增加到14000元左右,而种植业收入降低了 2000元左右,这一数值显著低于其他生计策略带来的收入增长。数据显示,博弈结论中△I=2000元,而I’=11000元,这也解释了在博弈中农户也会选择积极响应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数据显示当地农户的劳动力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前后种植业劳动力下降了 240人次（62.2%）,其中转移向打工的达到了 132人次（34.2%）,农户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以来通过社会学习进行政策反馈和响应,劳动力分配的转变,并最终带来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变迁和农户生计的提高。五)十年退耕背景下远程耦合系统分析以统计数据、空间分析和野外调查为基础,应用远程耦合系统模型定量分析十年退耕背景下生态系统各组件之间及与域外系统的关联性和辐射效应。11.祁连山复合生态系统不同组件之间存在耦合关联,包括信息、能量、资源等流动与互作。根据政策发生的先后顺序,Distance system首先通过信息流的方式将政策推广至Focal system中,会造成焦点系统中农户生计的变化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而随着政策的实施,农户对政策进行反馈并改变自己的生计策略,会使得劳动力对外输出,产生劳动力流动。由于域外整体经济形势的好转,劳动力需求增大,给予了当地农户更多的生计策略选择,在获得良好生态效益的同时,耕地面积下降并未给当地农户带来抑制效应。另外,通过域外域内系统耦合关系分析,在十年执行期内祁连山周边地区由于域内退耕,域外林地和草地面积增加,径流减少,土地储水量相应地增加,反过来促进了域内植被恢复。综上所述,十年退耕背景下该地区植被指数（NDVI）以及绿地（森林、草地和高山草甸）面积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获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同时,劳动力转移推动了农户生计方式改变,促进了产业调整和生计水平改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十年退耕政策实施对周边地区的生态、社会、经济耦合系统产生了全面而复杂的影响,整个政策从初期阶段以生态补偿为主、劳动力被动转移到后期以生计转型为主、劳动力积极转移并获得很好的生态效益,农户对于退耕工程的态度从最初的消极抵抗到最后的积极参与,从而更进一步的提高了政策的生态效益,并最终在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的复合生态系统中实现可持续性和良性循环的双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