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是否可以影响实体经济?其又如何影响实体经济?2010年3月31日我国融资融券试点正式启动,结束了中国资本市场“单边市”的历史。2019年的第六次超大扩容,意味着融资融券迎来快速发展阶段,二级金融市场交易方式的创新不仅为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并且对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在我国新兴市场背景下,对融资融券实体经济后果展开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其治理效用的经验证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企业的经营中,投资处于中心位置,结合当前我国企业中非效率投资问题较为严重的现状,而机构投资者的强大外部治理功能,能否有效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呢?因此本文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想利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能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于融资融券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影响。本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用了200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构建了企业投资效率指标,其包括投资不足、投资过度和非效率投资三个指标。实证部分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构建基本回归模型,利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调节效应,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分组回归等多种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可以显著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抑制过度投资水平,缓解投资不足;当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这一可能的调节变量后,发现交乘项系数值显著小于0,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以作为调节变量,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增强融资融券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并以机构投资者持股特征与参与公司治理方式相结合将其分为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发现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提高同样会增强融资融券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将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影响因素分组回归,发现公司治理环境越差,融资融券对于企业效率抑制作用越强,说明了融资融券具有外部治理效应,可以弥补公司层面治理水平的不足,增强企业投资效率。最后,为了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且使实证结果更加稳健,本文采用更换变量指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两种方法对本文得出的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