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回购是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产物,其为公司调整资本规模、内部治理、抵御危机等需求提供了可行方案。由于股份回购与公司基础原理相矛盾,且回购过程中易引发不公、侵害股东乃至公司自身的权益并导致资本市场交易的混乱,起初许多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对股份回购持反对态度。然而,随着公司治理经验的积累和法律的成熟,股份回购能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甚至,股份回购能够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创新优化途径(例如此次《公司法》新增的回购后股份用于可转债)。2018年10月,新《公司法》针对142条有关股份回购制度进行了专项修改,扩大了股份回购适用情形,简化了回购的决议流程,增扩了公司回购股份的数额与期限,并对监督披露、回购方式作出要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先前亟待解决的诸多困境。然而,现行法律也并未完全满足资本市场发展的全部需求,例如:当前立法并未包含实践中所需股份回购的全部情形;股份回购的财源应当作出限制;应当重视库存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为避免鼓励股份回购环境下产生的“食言回购”,应加大处罚力度;股份回购造成违法侵权后,司法实践中的制度调整以保障股东、债权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利益;应谨慎对待脱法回购的效力问题。股份回购作为一个工具性很强的行为仍需要在公司与内部、公司与股东、公司与投资方等关系之间不断平衡、创新,其具备更广阔的的应用场景和公司治理意义,而非单纯用于“救市”。本文通过纵横梳理,总结股份回购在我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股份回购的发展;在新、旧《公司法》的对比中得出现行股份回购制度的进步和待完善之处;结合新法实施后的市场状况与实践经验,提出其他对股份回购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