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作为历史上就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宗教，在近代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再次传入中国。随着基督教在华传教势力的扩大和组织上的完善，基督教在中国城乡迅速吸引了大批教徒。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开始形成与本土宗教群体迥异的教民群体。乡土教民的增加在乡村社会掀起了一层层民教冲突的涟漪，甚至演化为大规模的民教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 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基督教民群体发展概况的论述，得出近代乡村社会教民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事实。通过乡村社会成员如何成为基督教民、成为基督教民以后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的讨论，力图为民教冲突之根源找到新的解答。 本文尝试运用了身份认同的理论，从乡村社会基督教民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呈现了乡土教民对基督教徒身份的选择、建构及确证的过程。在身份选择过程中，不同的身份选择方式影响了教民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由于教民身份改变而带来的特殊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以及与非教村民迥异的行为习惯，使得他们在村民眼中成为“洋人的附庸”、“二毛子”。乡村教民与基督教发生联系只是获得教民身份的起点，通过信教而遵守特殊的教义教规、遵循特定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使教民逐渐建立起对基督教徒身份的认同。同时，来自教民群体之外的他人评价，促使他们进一步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证，很重要的便是乡土民众对基督教民身份的划分。在加强教民身份意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双重身份认同的冲突。乡土教民的基督徒身份和村民身份代表了不同的身份认同标准和内容。通过对村民及教民身份关系的探讨来看双重身份对教民行为的影响。 由于基督教先天与外来侵略的密切联系，加上中国乡土民众对外来宗教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对近代基督教民信仰动机认识上的偏见，认为大多数教民都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信教。本文通过对乡土教民身份认同的研究发现，乡村社会教民的信仰虽然存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一部分教民还是真正实现了对基督徒身份的认同。随着信仰的日渐坚定，基督教民和乡村社会村民的双重身份带来的矛盾行为对教民的村社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民对乡村社会传统信仰的融合与摒弃，对乡村社会传统仪式的继承与抵抗，不仅给自己带来如何选择行为方式的苦恼，也使他们长期游离于村社群体之外。教民虽努力为自己的双重身份辩白，但两种身份带来的冲突却存在于乡村教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近代乡村社会民教冲突的根源。 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把教民无情的推到民教冲突的风头浪尖。面对反教浪潮，村民与教民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使他们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另一方面又促使一部分在生死攸关时刻选择依靠教民身份，获得教会、洋兵的保护，甚至有些教民沦为民族国家的叛徒。但这部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教民是徘徊于两种身份之间，既想获得生命安全的保障，又为国家多舛的命运而担忧。 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民教冲突根源建立在身份认同理论上的再探讨，充分说明了近代基督教与中国乡土民众的错综复杂关系。对于重新认识近代教民群体，特别是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厘清近代乡村社会民教冲突的根源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