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2008年中国平安天价薪酬的曝光更是将高管薪酬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同期平安公司A股市值的大幅缩水也令人开始怀疑高额薪酬的合理性,随后的金融危机更是导致了社会公众对高管薪酬合理性的质疑之声愈演愈烈。高管薪酬问题源于现代企业两权分离机制的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导致了企业所有者和高管之间存在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等障碍,这都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高管薪酬作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工具,一直被企业视为一种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的激励手段。同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作为衡量高管薪酬机制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2006年以来,随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配套指引》等规范的相继出台,内部控制体系作为保证企业经营发展的一项职能在我国初步形成。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出发,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当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时,享有公司控制权和经营权的理性经理人就会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公司利益,减少股东价值。此时,如果企业能够建立并实施完善而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该体系必将对经理人的自利行为起到约束作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公司的经营效率效果就会变好,这也是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同时,既然经理人的自利行为受到了约束,公司就应该选择恰当的方式对经理人进行激励,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将经理人的报酬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则成为了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有利于实现经理人利益和股东利益的趋同。从另一方面来看,相较于内部控制体系较不完善的公司而言,自利行为受到限制的经理人为了不影响其从企业获取的利益会更注重运用自身影响力来提高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以期提高自身获得报酬的水平,即要求将自身的报酬与业绩挂钩。基于此,本文将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研究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文章主要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阐述本文研究背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说明本文研究意义并归纳本文研究内容；其次,总结本文的研究方法并绘制研究框架图；最后,提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部分。分别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关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阐述,并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本文对高管、高管薪酬及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三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在界定本文关键概念基础上阐述本文研究所依据的三种主要理论；最后,基于理论分析结果提出本文研究假设。第四部分,研究设计。本文选取2011年和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实证检验中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各个控制变量进行界定。之后,设定本文实证部分所用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第五部分,描述性统计及实证回归结果分析。本部分首先对总体样本的变量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接下来,对总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回归结果,并验证本文的假设。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市场业绩指标代替会计业绩指标进一步论证本文结论,提高研究准确性和说服力。第六部分,本文结论、建议及局限性。首先对本文研究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其次,根据研究结果针对我国高管薪酬体系和内部控制机制的制定和完善提出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并且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国有企业中的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文献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考察披露重大内部控制缺陷产生的经济后果、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等,将内部控制与企业经营效率效果二者结合进行的研究则少之又少。鉴于此,本文以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及配套指引的颁布为契机,应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丰富了对内部控制实施经济后果的研究范畴。同时,本文选取“迪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行衡量。“迪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于2011年8月正式发布,是首个定量评价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指数,本文利用迪博指数衡量内部控制质量以期提高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