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女作家兼具革命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双重身份,她们的文本也就具有了双重话语特征。她们在创作上与左翼主流话语保持着总体的一致,但在趋同的表层之下,左翼女作家还存在许多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话语特征。作为女性立场的代言人之一,她们对女性解放、女性生存的关注始终在其创作中凸显着。本文主要论述左翼女作家的女性身体书写,并试图从这个角度去重新认识现代中国女性艰难而曲折的解放历程。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从以下三个层面对之进行论述。一、男权文化中的女性身体书写。在传统男权文化的重压下,女性在家庭中丧失了话语权,从而成为一个缄默者。在沉默中,身体便出场了,于是女性的身体便成为女性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唯一场所。左翼女作家通过对旧式家庭中女性身体的书写,还原了旧中国女性的悲剧性命运,并指出这一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中国男权文化的禁锢和压迫。二、革命话语中的女性身体书写。已经觉醒的现代中国女性从社会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看到了身体解放的希望,她们纷纷参加革命,希冀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中去获得女性自身的解放。然而革命话语仍旧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在革命中仍旧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在这意义上,女性的解放是以抹杀女性自身的性别特征为前提的,革命女性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三、想象中的女性身体的欲望表达。五四时期,男性启蒙思想家将女性解放作为个性解放的子题提上了时代的议事日程。性解放作为女性解放的重要的一环,也被男性启蒙思想家所重视,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成为他们普遍的共识。由于几千年来的历史重负,五四女作家仍以精神之恋作为她们的性爱观,而在部分左翼女作家的创作中,这种灵肉一致的性爱观却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想象性表达。然而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女作家的性爱观在革命话语内部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往往把它称作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话语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