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运用海关统计数据,并结合关税政策的变迁、汇率的变动、世界经济危机、中日战争冲突等对1926年至1936年浙江三个通商口岸杭州、宁波、温州的进出口贸易进行分析。首先,中国在1929年至1936年间逐步收回关税自主权,1928年税则、1930年税则、1933年税则、1934年税则的陆续颁布是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的一条主线。出于财政收入和保护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逐步提高了进口税率,中国的进口商品数量逐年下降。进口税率的提高对浙江三个通商口岸的影响不同,三个口岸既表现出一致性,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对杭州而言,在1929年之前,杭州的进口贸易货值尽管巨大,其进口税额却非常小,在实行新税则以后,由于运至杭州的货物大多仍由上海领免重征凭照而来,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包括进口税率提高、关税征金等对杭州进口贸易及进口税的影响较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对宁波而言,进口税率的变迁对宁波的进口洋货贸易的影响与杭州相似,特别是关税征金使得海关能够保证进口关税的实额征收,从而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一点对这三个通商口岸都是相同的;温州以出口贸易为主,进出口贸易货值均远远低于宁波和杭州,故进口税率的提高对温州而言,其重要性要相对低一些。其次,1932年之前,中国的汇率在不停地下跌,从宏观上看,这使得中国获得了相对有利的外贸条件。浙江三个通商口岸某些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也反应了这一点,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由于大多数洋货中国都没有能力生产,故进口数额仍然巨大,汇率对三个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分析宁波口岸的对外贸易时有重点述及。再次,193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影响到中国,汇率开始上升,一方面,国外对各口岸的土货需求大量减少,土货出口贸易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各国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对中国的国货生产造成冲击,经济危机使得三个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贸易进一步衰弱。第四,中日战争冲突使得各口岸的抵货运动盛行,进口的日货和远销日本的出口土货贸易数量和价值均受到影响,同时,“九.一八”事变使得各口岸丧失东北市场,“一.二八”事变使各口岸的贸易趋于停滞,之后“华北事变”等均对浙江三个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造成消极影响。第五,这三个口岸所表现出的共性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缩影,三个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受到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的影响巨大,这反映这三个口岸的工商业者对于价格、成本等信息是非常敏感的。同时,这三个口岸之间既存在一定的贸易联系也存在贸易竞争,本文将以温州为例子进行说明。最后,本文主要是采取海关统计对三个口岸的进出口贸易进行说明,由于进出口贸易还可以通过陆路运输,并且1932年以后,海关统计日益式微,故海关统计不能反映各个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全貌。同时,以上的各个因素对于不同口岸的不同商品具有不同的影响,故在对某种商品进行微观分析时,仍是以各个口岸为单位按时间顺序进行纵向描述。论文主要结合宏观的经济背景、政策背景按年份细致分析各口岸的贸易变迁,通过对各海关贸易统计的分析,对影响各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因素结合各个口岸的实际情况作出评价,说明各口岸在进出口贸易上表现出的独特性,对三个口岸的进出口贸易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的方法上主要是将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供给-需求关系、汇率、进口替代、关税等与三个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史料进行结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