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这一角度，本文主要研究了国家颁布和实施的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银行信贷作为中间传导渠道对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投资决策所发挥的作用。这既属于产业政策的经济效果研究范畴，也属于企业投资和投资效率的宏观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　　对我国企业行为的研究离不开特定的外部因素和宏观制度环境，其中，政府的干预是不可忽视的制度背景特征之一。我国是一个强产业政策国家，产业政策是政府最为常用的干预手段之一，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外部投融资环境，对经济生活和企业行为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产业政策方向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国家每五年出台和实施的五年计划。2015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出台的重要年份。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十三五”规划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国家产业政策肩负着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重任，这就要求思考五年规划中关于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相关规划的合理性，要求在产业政策实施时能够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五年规划和产业政策成为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　　毫无疑问，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等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本质上来说，对宏观层面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产业政策的行政干预和信号指导作用对银行信贷配给有着直接的影响，而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行为和投资规模高度相关，因此更进一步地，本文关注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二是在我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都较低，而宏观调控不当和政府过度干预是导致无效率投资现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宏观调控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关注投资和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产业政策能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就成为判断产业政策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三是融资和投资组成了企业财务决策的主要部分，企业融资环境和投资效率也自然是财务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领域，因此研究产业政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投资和投资效率是很好的切入点。　　同时，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离不开严格的理论基础的支撑。首先，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自利的经济参与者，政府以及制度等因素是影响微观经济体偏好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企业行为时不能忽视政府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财务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前提。其次，与货币政策相类似，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本文重点关注银行信贷作为中间传导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投资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信息不对称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而信息不对称又是导致银行信贷配给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不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因而会对一部分企业拒绝提供融资贷款的支持，或是要求企业付出很高的融资成本。这使得一部分企业的投资过度依赖内部融资，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发展前景和政府扶持的信号传递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高银行对产业政策鼓励发展企业的预期，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改善企业融资约束，从而缓解投资不足。因此，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对投资不足的企业有“雪中送炭”的作用，能够提高它们的投资效率。但是，另一方面，从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的角度考虑，产业鼓励政策在增加银行信贷的同时，也可能为一部分企业带来更多的自由现金流量，而自由现金流量会增加企业管理人员和所有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刺激企业管理者的过度投资倾向和行为，因此产业政策对代理问题严重、本身存在过度投资问题的企业，会引发“火上浇油”的效应，进一步加剧过度投资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总的来说，产业政策对我国企业整体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分析推导出确切的答案。　　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和分组回归的方法，利用2003-2014年共1419家在A股上市的公司样本数据，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体来说，本文主要为了实现以下研究目的:第一，考察产业政策是否显著带动了企业的投资规模，以及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产业政策对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是否有所不同;第二，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再进一步地检验产业政策的鼓励是否对投资不足有“雪中送炭”，对过度投资有“火上浇油”的影响;最后，验证银行信贷是否是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投资的重要机制，也就是产业政策是否加大了企业投资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　　本文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具体阐释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点等问题;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先是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回顾了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再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现金流三个方面总结企业投资和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等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三部分解释了产业政策、企业投资和投资效率等重要概念及其界定，并从新政治经济学、信号传递、信贷配给与融资约束、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等方面阐释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假设的提出、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以及模型设计等;第五部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与分析，利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检验了产业政策与企业投资、产业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以及产业政策、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最后一部分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得出了三点结论:一是产业政策在整体上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投资规模，但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即产业政策显著带动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无显著影响;二是产业政策虽然刺激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却在整体上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主要是因为产业政策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和倾向;最后，产业政策增加了企业投资对银行信贷融资的依赖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说明银行信贷确实是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　　本文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检验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有望能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但是，由于数据搜集的局限性、理论分析的不足、模型的限制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完善，本文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改善的地方。后续研究可以从上述局限着手，并可以进一步研究除银行信贷以外的其他产业政策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