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以来,加快服务业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一直是中国政府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导向。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服务业开放已经由试点开放步入全面快速开放的新阶段。毋庸置疑,服务业开放对于中国服务业引进外部生产要素、激励竞争进而提高效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然而,中国服务业仍存在软实力偏弱、整体竞争力不足、行业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外资及其产品的进入势必会对本国服务业产生程度不一的冲击与影响,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开放与保护始终是一对难解的矛盾。既要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又需合理保护国家的重要产业与市场。因此,在中国服务加快扩大开放的大趋势下,如何兼顾提高服务业效率与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这已经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本文在对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合理的分析论证方法,深入研究了服务开放对服务业效率和产业安全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就服务开放条件下如何协调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探讨,据此提出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建议。本文依据研究主题深入探讨了以下问题:第一,如何更加科学的测度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实施这一外生的政策指标、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这一绩效指标以及其他相关指标,基于企业、行业以及城市等层面的数据,较为全面的测度了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第二,中国服务业开放是否会提高服务业效率?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第五章分别利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数据考察了中国服务开放与服务业效率的关系,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异质性分析。在实证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多期DID回归、倾向得分匹配分析（PSM）、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较好的解决了实证检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得到了比较可靠的研究结论。第三,中国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业效率改善的传导机制是什么?本文在第六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增强企业管理能力三方面论证了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企业效率的传导机制。并基于异质性视角,从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企业所属行业以及企业所属区域等4个维度,对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传导机制展开进一步考察。第四,中国服务开放是否会影响服务业产业安全?本文在第七章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2006-2016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数据,首先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服务开放对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其次,采用动态固定效应模型对该问题进行了检验;再次,使用工具变量、变量重新测度、加入城市时间交叉固定效应等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从区域差异、服务业发展水平等视角,就中国服务开放对服务业产业安全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在中国服务业加快、加大开放的过程中,如何权衡效率与产业安全?基于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及产业安全的研究结论,本文借鉴有关文献尝试构建了服务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协调模型,并提出位于协调模型不同区域服务行业的开放策略。在此基础上,通过测度中国服务行业相对竞争力及相对规模,对于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策略提出一些建议。基于上述主要研究问题,本文利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以下八个部分进行论证。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价值及其研究意义,提出了重点论证的主要问题,总结了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并提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以及存在的不足。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分别从基本概念、服务开放与服务业效率、服务开放与产业安全,以及服务开放、服务业效率与服务业产业安全三者关系等层面进行文献梳理和评述。第三部分:理论研究。首先,阐析了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传导机制及实现过程;其次,对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产业安全的传导机制及实现过程进行详细论述;最后,提出了服务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的研究框架。第四部分:中国服务业开放的基本考察。首先对中国服务业开放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简要评析,并依据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提供的相关指数,进一步详细说明了中国服务业开放情况。在此基础上,采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实施、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等事件或指标测度了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并就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解读,旨在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支持。第五部分: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实证研究。首先,从不同层面对中国服务业效率进行测度;其后,分别采用企业、行业、城市层面的数据,并使用多种方法对中国服务开放与服务业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传导机制。本部分从降低成本、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管理能力等三个途径,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服务业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传导机理;同时根据企业在所有制、规模、所属行业和所属区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对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第七部分:中国服务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的协调。首先,对中国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测度,并基于测度结果对中国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详细解读;其次,采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对服务开放与产业安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最后,从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视角,借鉴相关研究尝试构建了服务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协调模型,提出位于协调模型不同区域的服务行业开放策略,并基于中国服务行业相对竞争力和相对规模的测度及其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协调模型原理,对未来中国服务业开放策略提出一些建议。第八部分: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综述全文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并就本文的改进空间提出相应的研究展望。基于本文的论证思路与研究内容,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服务业开放经历了开放初始期（1978-1992年）、开放迅速发展期（1992-2001年）、全面开放过渡期（2001-2012年）以及全面开放新格局时期（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实现了由封闭到全面开放的重大变迁。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发布的STRI指数显示,2014-2019年中国减少了大部分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但开放水平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本文采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实施这一外生的政策指标、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这一绩效指标以及其他相关指标,对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不断深化,试点地区由2016年的15个增至2020年的28个,且以放宽服务市场准入为代表的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行业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情况显示,2006-2016年全样本服务行业的开放水平逐渐上升,其中互联网、住宿和餐饮、建筑业、批发与零售、电信、运输等行业的开放水平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第二,在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首先采用劳动生产率对企业、行业及城市层面服务业效率进行测度。测度结果显示:2010-2019年中国企业、行业、城市层面服务业效率都在逐渐改善,但由于服务企业、行业及不同城市服务业之间的差异,服务业效率变化存在不同。其次,本文基于不同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服务开放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其一,在企业层面,服务开放显著提高了服务企业效率。此外,服务开放对非国有服务企业、大型及中型服务企业、管理效率较高的服务企业、东、中部地区服务企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其二,在行业层面,服务行业开放对于提高运输、电信、互联网、批发与零售等服务行业效率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在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运输、电信、互联网、批发与零售等服务行业的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对应行业效率的提高;在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运输、批发与零售行业的开放有助于提高行业效率,但电信及互联网行业开放对改进行业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其三,在城市层面,服务开放提高了城市整体服务业效率。然而,服务开放对于提高东、中部地区城市的服务业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城市服务业效率的影响不大;此外,服务开放对服务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随着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之比的上升而减弱。第三,本文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得到结论:服务开放可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进而助力其提高效率。此外,基于企业所有制、规模、所属行业、所属区域等不同视角,本文发现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企业效率的作用机制存在异质性。第四,在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产业安全部分,本文首先从产业竞争力、产业控制力、产业生存环境、产业对外依存度和产业上下游依存度等5个方面构建了中国服务业产业安全指标体系,并运用服务业产业安全综合评价模型对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测度。基于产业安全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得分结果,本文最终计算得出中国整体服务业产业安全得分。总体来看,2007-2018年中国服务业产业安全水平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轨迹。其次,本文依据上述测度数据,对中国服务开放与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服务开放对服务业产业安全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效应。最后,异质性分析的结论是,中国服务开放对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会因城市所属区域及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五,在中国服务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的协调部分,本文借鉴有关文献尝试构建了服务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协调模型,并采用WTO公布的各国11个服务行业数据,测度了中国这11个服务行业的相对竞争力及相对规模,根据上述测度结果及协调模型原理提出中国不同服务行业的开放策略。包括:其一,建筑、与货物相关的服务等2个行业相对竞争力较强且具有相对规模优势,这两个服务行业应在坚持推行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法规体系和配套政策;其二,维护和维修行业相对规模优势较大但相对竞争力较弱,应在服务开放中大力促进行业的提质升级,尤应努力加大行业的科技含量和人力资本投入,在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保持行业规模优势;其三,运输、其他商业服务等2个行业均具有一定的相对规模优势但相对竞争力较弱,应在兼顾产业安全的基础上,适度减少区域性市场准入限制及对不同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的限制,打破行业市场分割现状,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市场需求,从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及核心竞争力;其四,旅游、电信、文化和娱乐、保险和养老金、金融等5个行业相对规模较小且相对竞争力较弱,但由于上述服务行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需在开放过程中基于行业特点实施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其五,知识产权使用行业相对竞争力较弱且相对规模很小,应在扩大产业规模及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采取相对审慎的开放策略。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服务开放是促进中国服务业提高效率的重要动因。需要关注的是,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服务开放对不同类型服务企业、不同服务行业、不同城市的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一,在企业层面,可探索将服务开放与国有企业改革、与新兴服务行业发展、与西部开发等战略布局结合起来,促进广延边际效率增长。其二,在行业层面,应当在服务业基础较好的地区,积极推动数字化服务业和服务业数字化的双向建设,进一步提高服务行业的知识与高新技术含量,保持并扩大优势服务行业在关联行业间的影响力,带动地区服务产业建设质量的整体提升。在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弱的地区,应高度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吸纳和储备,在着力推动传统服务行业向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转型与拓展的同时,合理规划新兴服务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布局,进而促进地区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其三,在城市层面,可将服务开放政策的规划实施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有机结合,鼓励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服务业联动发展,通过跨区域知识、技术要素的合理配置形成服务科技的传导带动效应,逐步缩小不同城市之间服务业效率的差距。第二,重视降低成本、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管理能力在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其一,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并指导服务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资源集约管理,坚持“开源”与“节流”一起抓,通过降本增效推动服务企业转型升级,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与管理人才,加快以数字化服务为导向的新型企业建设。其二,合理利用吸收外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管理溢出效应,激活各类服务企业创新发展,有效整合国内外服务资源,增强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动力;鼓励国有服务企业通过竞争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引导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管理能力取得扩大盈利与改进效率的突破性进展;聚焦于服务业重点突破行业及短板领域,以提质升级为导向,鼓励新兴服务行业及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企业以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为经营目标,努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鼓励东部地区服务企业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及经验辐射能力,将先进服务技术及管理模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推介。第三,高度重视服务业开放过程中的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其一,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加强监管须同步并进,牢固树立维护国家安全及产业安全意识,尽快增强开放监管能力。要在完善服务业开放发展规划的基础上,针对其特殊性构建差异化的产业安全评估体系和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尤应制定重点及敏感性服务行业产业安全监测方案,建立健全事关国家安全的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保护机制,夯实产业安全基础。其二,应当结合我国服务业开放战略及发展现状,推进科学的跨境服务贸易监管体制建设;合理选择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覆盖面积,制定切实符合产业发展以及维护产业安全要求的负面清单,同时应充分考虑加强对我国未来新新产业的保护。其三,应更加主动的参与服务业全球标准制定,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进而从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角度,更准确的把握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的适用法律原则。其四,服务开放领域的扩大和开放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性的长期过程,需要政府、服务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切实增强在服务开放条件下维护服务产业安全的能力。这是推进中国服务业发展提质升级的重要保证。第四,坚持服务业扩大开放与维护产业安全并重的基本原则,是推动中国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举。其一,服务具有无形性特征,不同服务行业的经营模式及贸易提供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要着力权衡好开放条件下提高服务业效率与加强开放监管的关系。较低水平的服务开放对产业安全具有不利影响,因而要坚定不移地扩大服务开放,建立灵活开放的政策体系以及科学的管理体制,充分利用开放带来的对内激励创新、对外参与全球竞争的溢出效应,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在维护产业安全的同时提高服务业效率。其二,统筹推进服务业合作与竞争,促进服务要素自主有序的流动与高效配置;应格外重视增强产业竞争力、优化产业生存环境的重要性,通过营造良好的开放环境提高服务业竞争力和效率,进而从根本上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其三,对于相对竞争力和相对规模不同的各个服务行业,应施以差别性的产业指导和政策扶持,鼓励高质量外资的吸收以及溢出效应的合理利用,坚持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在兼顾产业安全的基础上,适度减少区域性市场准入及不同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的限制,通过开放有效的促进服务业软实力以及全球影响力的增强。其四,进一步激活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扩大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及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的创新示范效应,在全面增强服务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统筹好服务开放、效率和安全三件大事。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选题视角来看,本文基于服务开放迫切需要权衡、兼顾效率与产业安全的研究视角,将中国服务开放、服务业效率及产业安全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构建了服务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协调模型,并依据协调模型原理提出中国不同服务行业开放的基本策略,这是本文在研究视角上的一个创新点。此外,已有关于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业产业安全内涵或单一服务行业产业安全等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从服务开放这一视角探究其对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旨在为中国服务业开放发展提质升级过程中,如何有效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这一重要课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建议。第二,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选择运用服务业产业效率与产业安全主要影响因素的两个指标,尝试构建了服务开放条件下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协调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协调模型原理以及对中国不同服务行业相对竞争力和相对规模量化测度的结果,用于描绘其行业效率和产业安全状况,并据此提出兼顾服务业效率与产业安全的服务开放基本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政策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第三,在分析方法方面,为了精确测度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水平,本文对2016年起实施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以及各试点地区的具体开放措施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借助这一政策事件来体现各地区服务业开放情况;本文还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业的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等绩效指标,有效评估了中国服务开放的政策效果。此外,本文创建了中国服务业产业安全指标体系,系统的测度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总体来看,对于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和产业安全状况的有效测度,不仅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亦在分析方法方面体现出一定的新意。此外,在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及其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采用DID、PSM-DID、工具变量等方法有效解决了该主题研究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有效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得到了可靠的研究结论;在中国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在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的基础上,分别使用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等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提高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及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