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山西的煤炭资源问题，是研究山西区域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以煤炭资源和煤矿业与近代山西政治、经济、社会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立体地展示近代山西煤矿业(1895—1936)的发展脉络及其对区域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表明，近代山西煤矿业是在中国与外国对立、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中产生、发展的。收回矿权运动，标志着山西近代资本最雄厚的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山西煤矿业进入近代半机械化开采的起始。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事件激发出的晋人资源主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对近代山西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深刻影响。晋人对煤炭资源“保守”的心理、态度和行为，对于捍卫中国的资源主权、保护煤矿资源难能可贵，值得肯定。民国三年(1914)中央政府《矿业条例》的颁布，对山西的意义是特殊的。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矿业发展的阻力，进而鼓励商民投资矿业，此后山西出现了投资煤矿的热潮，带动了近代山西煤矿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一条例忽视了山西煤矿是晋人用巨银赎回的这一事实，侵害了山西的地方利益。从山西省议会提出以山西全省矿产作为特别区域的晋矿专例，到山西矿务管理局和山西矿务公局的成立，提出“以合办为开放，以公立矿区为保守”，都反映了山西地方与中央关于煤炭资源的利益之争，到1921年终于演成山西全省爆发的“晋矿归公”风潮。这一运动主旨虽然不符合“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现代矿业理念，也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它本身是中央与地方在资源问题上互动关系的一种合理反映。这揭示出矿产资源的开发，任何时候都要考虑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平衡关系。笔者通过对生产的因素——资源、资本和劳动的分析，认为这三者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构成山西煤产量的重要障碍，而制约近代山西煤矿业发展的因素在于需求和交通运输。文章认为，近代山西煤矿业的发展与煤炭资源大省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近代山西煤矿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同时反过来影响了近代山西区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矿区社会表现出了转变中的山西社会经济图景。文章指出，近代山西煤矿业由于当时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经历了从民营到官办“公营”的发展轨迹，尽管增长是缓慢的，但对山西的工业化、近代化发挥了促进作用，也对建国后山西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