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8年到1903年,美北浸礼会在与粤东社会的互动中逐步建立起介于中西两个世界之间的差传教会事物。差传教会既属于中国社会,也属于西方世界,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具有非常鲜明的中间性。这种中间性使其成为研究中西关系的重要标本之一。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差传教会一般被称为“差会”或“教会”。这两种称呼都无法正确反映这一事物的实际形态。在近代中国,除了极少的自立教会,绝大部分基督宗教组织都是以差会加教会的形态存在。本研究引入欧美宣教学中的“差传教会”(mission church)概念,采用互动视角,通过探讨粤东美北浸礼会差传教会来观察19世纪下半叶西强东弱时期中西关系的种种面相。本文以原始教会档案、外交档案、传教士家庭文件为核心资料,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考察了五对互动关系。这五对互动关系分别是：传教士与美国社会的互动；美北浸礼会总部与传教士的互动；传教士与本土基督徒的互动；传教士与粤东社会的互动；差传教会与粤东社会的互动。传教士与美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性别、政治、经济方面。性别方面,传教圈女单身传教士、女医生的失范现象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性别框架下重新得到规范。这种变动构成了美国社会女性规范变动的一部分。女传教士在粤东培训的女医生、女传道也为美国国内女性规范的转变提供了中国影像。政治方面,不断发生的民教冲突让传教士通过总部对美国政府相关外交人员的任命施加影响。经济方面,为了募集传教资金,总部鼓励传教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也有意识地利用文字和演讲等途径筹集传教资金。传教士因此向美国国内传播了大量粤东风土人情信息。美北浸礼会总部与传教士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总部组织运作、传教士规则、传教士招募标准、差传教会组织四个方面。伴随着传教经验的累积,美北浸礼会总部通过下放部分权力给各差传教会来加强对传教士活动的控制,同时不断调整传教士规则和招募标准。1901年,总部调整粤东浸礼会的组织框架,将以礐石堂为中心的垂直组织框架改变为华南差会全体传教士大会下的多中心、多委员会框架。新框架避免了传教站各自为政,将需要统一协作的事务由各委员会和传教士大会处理。传教士与本土基督徒的互动主要在教会管理、科教文卫事业、礼仪方面。传教士采用全体信徒定期聚会制度讨论整个差传教会的事务,藉此训练本土传教人员,加强信徒的共同体想象。信徒管理方面,传教士主要以基督教中的“十诫”规范信徒的宗教和世俗生活,同时根据粤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诸如不得赌博和吸食鸦片的规定。对于缠足、祭祖、婚礼、葬礼、饮酒等俗事则采用引导方式,没有作强制要求。粤东浸礼会兴办了大量科教文卫事业。神学教育方面,根据学员的神学素养,传教士以圣经为培训教材,教授简单易懂的主要教义。在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传统和地域文化对传教士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世俗教育方面,围绕家务活、缠足、婚姻、教学方法、英语教育等问题,传教士与本地信徒发生直接的关联互动。教会文字事业方面,有大量本土基督徒或语言教师参与其中,在翻译过程中,传教士负责英文意思和罗马化问题,本土基督徒负责其中的潮州话和汉字部分。如果说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常常接受中国的“文化指令”,则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其文化征服心态则显露无疑,企图“全面”指导中国。不过,在对潮汕浸礼会基督徒婚礼、丧葬礼仪进行细致分析后发现,传教士的“指导”虽然是基于基督教的基本立场,但就功能和作用看只能是部分纠正和有限改造,中国社会背景仍是本土基督徒思考问题的主要参照物。本土基督徒的礼仪并非简单的中西杂糅,含糊不清,而是来源清晰,过程有序。本地原有仪式有些保留、有些删去、有些被基督教元素替代、有些保留原有观念代之以新的形式。基督教元素以嵌入的方式进入,大部分集中于仪式的某个阶段,在此阶段保留了基督教礼仪的核心部分。传教士与粤东社会的互动包含多个方面。美北浸礼会传教士进入粤东后,建造福音船、开发避暑地、编译方言学习教材和圣经、划分传教区域。以往研究常将传教士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描述为对抗关系。实际上,除了对抗之外,还可在教会文献和新视角教案研究中找到大量中外合作的例子。地方士绅将西学知识进行分类,对实用性部分积极引入自己的模式加以利用。在与地方普通民众的互动中,通常的看法是传教士能够主导这种关系,事实上却有很多传教士掉入当地人陷阱的例子。传教士的私人经济活动是学界甚少关注的一个问题。华南差会传教士在粤东参与了抽纱、止痛药、花旗参、钟表等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传教士的介入让原有商业网络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可以利用自身深入中国人生活的优势,进入外国商人不太擅长的本地人关系圈,通过庞大的、跨区域的教会网络将商品直接转卖给有基督教背景的次一级地方商人,或者造就一批基督徒商人。还有一种情况是,地方商人利用传教士的资源从国外进口商品,但销售渠道仍然是利用原有的商业网络。耶士摩的浔洄渔场案展示了传教士在中国购产的复杂面相,不仅传教士和基督徒参与进来,而且外交人员和胥吏也卷入这宗交易。从涉及的问题来看,既有外交上的通商口岸范围争论、传教士购产问题,又有内政中的地方管辖权界线问题。耶士摩在购买汕头土地和填海过程中与当地具有“市政厅”功能的万年丰会馆的矛盾,引发了大量的外交交涉。该土地不断填海扩展的进程与汕头城市的发展相同步。浸礼会在粤东的传播分为区域间传播和社区空间传播。区域间传播以磐石堂为中心,形成网状结构。在社区空间范围,基督教通过已有的宗族、家庭、女性等网络得到传播。教会网络在不断扩展的进程中被赋予新的内容,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组织框架。有些平信徒利用自己的血缘、地缘等本土关系网络,以教会为平台,成功将基督宗教嵌入到社区结构中。差传教会事业作为一种实体形态更是直接与粤东社会发生关联互动。教会房地产买卖涉及到中外条约的地方实践问题,迫使中外政府做出不少变通。尽管如此,传教士大多数时候还是绕过这些规定,通过基督徒或其他中间人按粤东民间方式购买房地产。差传教会事业一方面增加了本地原有职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引入或强化了一些西方职业,对粤东社会职业结构和性别观念产生很大冲击。地方社会当然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官办学校根据“癸卯学制”引入西学课程,与教会学校展开竞争,让原本松散的粤东浸礼会教会教育事业实现了统一管理,积极而系统地引入西方知识教育体系。至此,西学才循着这两套教育系统在当地获得了传播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