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山西的商品运输以驿路为主，水路为辅。明清时期，随着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兴起，驿路沿线形成了功能各异的区域经济雏形，但受自然经济的制约及运输方式的影响，山西传统的经济形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开埠通商后，随着对外贸易及近代工业对原料需求的不断增长，山西的矿产品亟待开发外运，铁路修建的时机逐渐成熟。 从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运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三十年间，山西境内共建有三条铁路，承担了山西省内外大规模、长距离的货物运输任务，在整个交通体系中发挥支柱和领导的作用。1920年代始，山西还修建了若干条的公路，公路运输主要承担客运任务，同时分销铁路货运，成为联系城市与农村的枢纽。传统运输方式——水运与驿路在新型交通体系中的替代及补充功能，同样不可忽视。 铁路的延展沟通了通商口岸及工业城市与山西的联系，基于对外贸易及新兴城市发展的需要，山西农产品的生产结构和流通体系均发生重要变化：首先表现为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及商品率的提高，由此进一步推动了粮食作物商品化的提高，畜产品的外销量也急剧增加。农畜产品的流通范围随着铁路的延伸进一步扩展，近代市场运销体系得以完善，商业性农畜产业区初步形成。但必须指出，商业性农业区是低层次的、不稳定的。 铁路对于矿业的发展影响最为明显。铁路通行后，铁路在山西近代煤矿业的创办、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大推动了煤矿业的近代化进程，并进而对山西近代工业的发展与分布、城市的变动、社会结构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与山西近代化关系极为密切，但由于山西距离港口远，且存在铁路路线稀少、战乱频繁及运费高昂等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铁路运输功能的发挥，煤矿业自身发展较为缓慢。此外，铁路通行后，山西铁业的重心由晋东南地区移至正太沿线的晋东地区，近代铁业也率先在晋东地区兴起。盐业的发展受铁路影响也殊为明显，芦盐依托铁路运输的便利极大地侵蚀了潞盐销场，潞盐只有改革交通运输方能对抗芦盐。 铁路运输凭借优越的运输性能很快打破了原来驿路为主的运输网络，逐渐被商人接受成为主要的货物运输方式，货物的集散市场随之发生转移，山西城市的布局与功能相应发生近代转化，集中体现在榆次与平遥、太谷，太原与忻县，阳泉与平定，以及大同等城市的兴衰变动上，通过分析可知，铁路决定了城市的分布特征，加速了城市等级规模的完善，在近代山西城市格局变化、重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山西城市近代化过程中铁路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它不仅推动了传统城市的近代化转型，而且是新型城市兴起的催化剂；铁路运输还进一步密切了沿海口岸城市与腹地市场的联系，扩大了腹地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使城乡关系更趋紧密，是近代山西经济区域形成的重要因素，近代山西经济区域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对山西近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本文认为，作为现代工业化和贸易化必然产物的新式交通体系，可以看作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和典型代表，由此推动下形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了对中国经济结构不可逆转的改造及拉动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铁路为主导的新型交通体系推动了山西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山西经济快速融入华北市场并通过港口城市纳入世界市场，这一变动深刻影响着20世纪前期山西社会及经济结构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