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也逐渐成为了各个国家财政体制改革中的热点，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相继经历了“增收分成、收支挂钩”、“分灶吃饭、划分收支”等阶段。1994年，我国正式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由此更加明确了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上的划分。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97-2014年，在这期间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经济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在这几十年发展的历程中，经济也同样经历了周期性的波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波动:表现为经济增速上升的阶段有:1997-2004年、2006-2007年、2009-2011年，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有2004-2006年、2007-2009年、2011-2014年。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学者们对财政分权的研究热情也是只增不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研究也逐渐成为了热点。　　本文选取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了中国1997-2014年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影响的结论，并辅之以相关的政策建议。　　正文第一部分简要描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提出了本文的两个研究问题:(1)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2)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否会导致本国的经济波动。本文后面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在理论和实证部分均给出了相关结论。　　正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以及文献综述部分。首先，给出了财政分权的定义，在总结财政分权的相关理论时，我们先引出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同时对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不完备之处进行了思考，接着引出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其次，梳理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再次，给出了经济波动的定义，总结了经济波动的相关理论;最后，梳理了财政分权对经济波动的研究综述。　　正文的第三部分描述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影响的理论框架，同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进行分析。首先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做了一个简要回顾。通过回顾，我们发现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一个特点（经济分权的同时行政收权）。其次，我们构建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引入了巴罗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将政府支出内化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之上，推导出了经济增长和财政分权之间的数量关系式，由于参数过多我们并不能分析二者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公式也没办法给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基于此，从制度层面，我们得出了“晋升锦标赛”“标尺竞争”两种传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最后，我们采用宏观经济学的AS-AD框架分析财政分权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且总结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波动影响的传导机制。　　正文的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本文秉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具体的国情出发，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现实情况。在数据方面我们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全国31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于第四部分的结构安排，首先给出了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以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度，同时选取了各省的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各省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各省的产业结构作为三个控制变量。其中，在设计财政分权指标时，我们先对学者们以前的财政分权指标设计做了梳理，通过梳理和总结，发现财政分权指标在设计时需要剔除每个省份的经济规模的影响。在做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系数表明了财政分权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就增长0.2％。值得一提的是，在得到了财政分权度指标以后，接着又给出了我国31个地区财政分权度的分布，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分布为偏右态分布，各地区之间表现出很强的差异性，为了进一步研究省际之间的分布差异，紧接着给出了财政分权度热力地图1，不难发现:(1)从地图上看，四川、江苏和山东、广东这四省拥有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说明这四个地区的财政支出占全国的财政支出比重较高，拥有更强的财政自主权。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颜色较浅，财政分权度较低，财政上更加依赖于中央。(2)财政分权度中位数为0.17，位于中位数以下的地区数占比80％左右，并且这些省份主要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3)从整体上观察，我们发现偏东部地区的颜色大体上都比偏西部的深，说明东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其次，本文又接着研究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依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做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采用3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标准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要稍作处理，即把每个解释变量连续三年的数据取平均，回归得出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波动，回归系数表明财政分权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宏观经济的波动就会增加0.16个百分点。同样值得一得的是，在全国31个地区的经济波动热力地图上，我们总结出了几个特点:(1)从沿海和内陆来看，我国沿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波动明显强于内陆地区，说明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度较高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经济波动带来的“贡献”更大。(2)从整体上看，经济波动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局面。西部四川省比较特殊，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经济波动。这可能与国家把四川作为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正文的最后一部分依据前面给出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1)改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我们可以引入辖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等相关指标，通过将这些绩效指标加入官员的考核机制，可以保证地方官员在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多地从长远的眼光关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人民的福利水平。(2)积极推进地方预算制度改革，各级政府在确定自己的支出责任所对应的财力基础上，严格编制预算，建立和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增加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控制和预算透明化。(3)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和省、省和省以下政府间的安排。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体制依然存在比较混乱的局面。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应加强对省以下级别政府部门的监督，这样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央的财政收支政策，防止分税制改革在这些环节的脱节。　　本文的创新点:(1)财政分权指标的设计。本文在指标设计时剔除了财政支出受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即在每个省的财政支出规模上乘上一个缩减因子2[1-GDPi/GDPn]。(2)给出了我国财政分权度的分布。在得出财政分权度以后，进一步的对财政分权度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度呈现偏右态分布。(3)通过引入热力地图来更加直观的表现出财政分权度在省际之间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