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依托桐城文派“神理气味、声色格律”等系统文论，对汪曾祺小说的“文气”进行整体考察，结合他的创作实绩，以具有代表性的名句、名篇做分析。力图将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将古典文论和现代汉语结合起来，阐释汪曾祺对桐城文脉的现代承传。　　 桐城派认为，作品内蕴有从精到粗三个层次：神气--音节--字句。由字句而求得音节，由音节而求得神气，所谓“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所以，中国语言传统所谓的“文气”，也就是与中国哲学的情理相一致的抑扬顿挫、疾徐有致的动态的语句组织精神。汪曾祺非常注重小说的语言秩序和行文节奏，在起伏有致的音韵美中蕴含着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文气。　　 作为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强调“平淡”、“自然”，并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言语中有顿挫，故气象生；行文中有意境，故情致偕。意境亦是桐城文派一些论者所关注的论题，他们发表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言语以成象，意象以生境。我认为此理推及小说，则所处之景、所见之人以及所感之情即是意象的三重层次，作家的灵性和才气就融于这三层之中，也是我们探寻体味个中意境的脉络。汪曾祺的小说很少写复杂的情节，或者离奇的经历，对景物的描写常常也只是以寥寥数笔进行简单勾勒，但通篇读下来，却觉得那一小段甚至是几句写景之言竟沁润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在。　　 清代以前的中国文论很少“结构”和“章法”。至桐城文派才将谋篇布局当做“为文家第一要义”，桐城作者自称其文的特点为“气清词洁”。汪曾祺的小说似乎很少写戏剧性的情节，结构松散，甚至一言以蔽之“随便”。然而，汪曾祺的小说却往往短小精悍，利用别具一格的开头和结尾造势生“气”，他是一位很能“善始善终”的作家。桐城文派在文章柿局上讲究“收放”和“含藏”，汪曾祺浸淫传统文学中，深得为文之法，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　　 本文以为：汪曾祺文学创作在言、象、意以及为文的整体结构上贯通了桐城派乃至中国古代文论历来崇尚的“文气”说，为现代汉语写作激活汉语的生机和灵性做出了不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