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男轻女思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尤其是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升高较为迅速(“六普”数据,2010)。国外很多实证研究揭示了子女性别与父母消费、父母工作劳动供给、经济转移支付的关系,而国内相关文献还较为缺乏。因此,本文重点选取我国城镇独生子女家庭,首先利用200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对成人消费品支出在子女性别间的差异进行了度量和出生组分解,探讨了子女性别对成人消费品的影响机制；接着利用200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分析了子女性别对父母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探讨了子女性别对父母经济转移支付的影响机制；最后基于“重男轻女”观念对父母幸福感的损害以及“养女也能防老”的结论,为减弱我国家庭重男轻女偏好,优化家庭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有：第一,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我国家庭对男女孩教育的投入存在严重的性别偏好差异,家庭一般对女孩的人力资本投入少于男孩,导致工作后女孩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男孩。因此,女孩在就业市场上遭遇歧视,其重要原因是家庭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第二,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重男轻女”观念带来的后果,得出我国城镇地区男孩家庭的投入产出比大于女孩,男孩家庭父母的幸福感减弱,生男未必好于生女的结论。具体方法：(1)将子女看做父母的“投资品”,通过计算投入(教育投入)和产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转移支付)来比较子女不同性别的投入产出比差异。(2)比较子女不同性别的父母幸福感(闲暇时间)差异。第三,本文运用多元线性模型,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研究了子女性别对父母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地区的男孩家庭成人消费品支出少于女孩家庭,家庭经济资源配置更倾向于向男孩倾斜,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对于丈夫的成人消费品户均支出,男孩家庭少于女孩家庭,男孩家庭在妻子的四种成人消费品支出户均都少于女孩家庭;子女性别对妻子的成人消费品支出的影响力大于对丈夫的成人消费品支出；成人消费品支出量按小孩的年龄呈下降的趋势。第四,本文运用多元线性模型,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研究了子女性别对父母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男孩家庭劳动供给多于女孩家庭,男孩家庭父母的幸福感弱于女孩家庭；男孩对丈夫的劳动供给具有促进作用,男孩对妻子的劳动供给具有抑制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大于抑制作用,所以对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起促进作用；小孩年龄对家庭劳动供给影响不显著,家庭负担对于丈夫来说是“真正的负担”,相反妻子则会退出就业市场；不管是丈夫劳动供给还是妻子劳动供给,男孩家庭都比女孩家庭要多；如果都是男孩家庭,丈夫劳动供给月均时间177小时,妻子劳动供给月均时间是153小时,相差24小时；如果都是女孩家庭,丈夫劳动供给月均时间166小时,妻子劳动供给月均时间139小时,相差27小时。此外,男孩家庭相对增加了妻子的劳动负担,降低了妻子的幸福感。第五,本文通过详细的描述统计比较分析,探讨了子女性别对年老父母的经济转移支付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对女儿这一“投资品”的收益与男孩差异不大,家庭资源配置偏向男孩并不合理。对待重男轻女的思想,父母形成了一个博弈：一方面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另一方面为父母的幸福感,养女防老也不差。所以本文最后破除重男轻女的思想对于家庭来说,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