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趋严峻。为了解决日趋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对生态文明体制进行了不断地改革深化。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在过去的数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部分区域,尤其是一些重点区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备,相关的理论体系日趋健全。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是技术创新发展领域中前景最广阔的。建议通过利用先进的绿色技术,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来提高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然而技术创新由末端治理,生产和生活中的污染控制,发展到过程治理,需要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由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及政府的治理环境的行为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有着约束和激励。因此,研究环境规制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有着必要性。本论文立足于中国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现实状况,利用系统动力学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入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文章采用规范与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规范分析部分:首先在研究分析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及其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研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其次在重新界定环境规制的内涵和范畴的基础上,从二维和四象限来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最终从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具两种效应来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实证分析部分:在分析中国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近10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论文的最后在评价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环境规制现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本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对环境规制的内涵和外延都作出了重新的界定。一般学者在研究环境规制时把环境规制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功效不足,存在一定的缺陷。本论文从“系统说”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做了重新界定。将环境规制看成一个“综合体”,涉及主体(释放体:政府、市场)和客体(接受体、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者:区域、行业、企业、产品)融合在一起的综合体,将环境规制当成一个整体,起到中间变量的作用。通过研究不同阶段、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作用下,可以看出系统地看待环境规制更加有效。(2)利用系统动力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论文从一个全新的观点对环境规制的内涵和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然后利用系统动力学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并通过敏感性分析得出不同动力要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不一样的结果。其中提高政府影响力后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发展趋势变化幅度最大,其次分别是科技推动力、利益驱动、绿色技术积累、社会需求、市场竞争激励力、企业形象和社会监督。(3)实证分析中对变量的设计与选取作出了贴近中国情景的考虑。论文中采用综合指标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同时强调环境规制工具指标的重要性。(1)国内外大多学者采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或者随机选取多个指标来代表环境规制强度,比如单位产值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这样的指标选择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本文为了减少指标的片面性,通过对排放指标、达标排放率、污染处理率以及废物利用率的综合评价来测量环境规制强度,得出综合性指标,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全面。(2)在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过程中,还单独比较四种污染物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有两种是后纳入污染总量控制的,说明没有纳入总量控制的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果比较弱,后期应该对一些重要的污染物纳入总量控制)。(3)最后针对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社会型三种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分别选取不同的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具体分析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这样为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工具提出政策性建议提供依据。(4)运用PDCA的管理原理,引入基于DEA的中国环境规制效率评价,使其与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规制工具构成环境规制强度-规制工具-效率评价“三角形理论”。同时通过运用DEA对环境规制进行效率评价,可以更加全面判定环境规制的制定、实施情况及其与预期。最后针对中国环境规制部分年份效率无效的情况,从释放政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潜力、改革环境市场手段和鼓励多元发展等环境规制工具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