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插图本《三国志演义》的“文本”为依托,通过对各个版本的插图形态、与小说文本所描述故事情节之间关系的梳理,从而归纳出文—图表现的基本形态和互文现象的内在规律。文章分为如下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现有研究文献做系统梳理,内容包括本研究的由来、介绍目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本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这部分的文献梳理主要涉及国内外学者对插图本《三国志演义》的研究视角、内容梗概和存在的不足或尚待深入发掘之点等等,这对本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力图从《三国志演义》与相关史传,如《三国志》裴松之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相关史籍中,钩稽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的小说创作思路。同时,对历代三国故事在民间传说及文人创作中的流传、演绎历程做梳理。另外,本章还将对三国故事的相关图像(历代关于三国的绘画作品)及各类体裁的文本做整体梳理,以探求《三国志演义》产生的源流。第二章主要梳理和论述插图本《三国志演义》文图配置的特色及流变。由于明清通俗小说插图的绘制与刊刻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如建阳叶逢春本插图具有明显的闽中地域特征:风格古拙质朴,图形较小,构图简单,线条粗犷,带有民间版画的较多特色,而双峰堂本在沿袭叶逢春本部分插图的同时,还对叶逢春本中不符合文本的插图进行了纠正。故此本章从建阳、金陵和苏杭三地的版画风格特色来研究插图本《三国志演义》的图像特色。建阳诸本主要介绍余象斗本、熊清波本、吴观明本及其他诸本,金陵诸本则介绍周曰校本和郑以祯宝善堂本,苏杭刻本主要介绍夷白堂本、吴郡宝翰楼本和绿荫堂本。另外,还有清代各地诸刻本的介绍。这些刻本的图像均具有典型性,代表了当时当地版刻的风格。现存插图本《三国志演义》的文—图形式主要有文图一体式和文图分立式。前者包括嵌像式插图、偏像式插图及合像式插图,这些形式的插图大多插图位于文字上方,故又称上图下文式;后者则包括绣像图、卷首/回首图。同时,也注意总结出明清刻本文图形式的传承与演变规律。其中,卷首/回首插图是指在小说开篇(卷首有的在回首)初配一至数张甚至一系列的插图上去,这种方式最早来源于佛经,如晚唐咸通九年刊刻的《金刚经》,就是卷首插图式图文配置方式的最早来源。周曰校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于每卷卷首配有插图两幅。“上图下文式”则是指每一页都配有插图,基本上每页下面三分之二部分抄写或刻印文字,而上面三分之一部分为图像,而且图的左右有对联式的“榜题”。这种图文配置方式在《三国志演义》中较为常见。第三章论述《三国志演义》小说文本与图像在塑造人物方面的各自特色。在人物塑造方面,语言文字所塑造的人物虽有模糊性,但给读者留有较大的想象空间;绘画所塑造的人物则具体直观,但它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绘画者对文本的解读。因而,这两种人物塑造的途径具有较大差异,这必然会给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带来较大影响。本章既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三国志演义》的文—图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总体特征,又注重结合个案的具体分析,即针对诸本对同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形象刻画与性格塑造)进行对比分析。第四章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解读《三国志演义》的文—图关系。在记述一个情节时,语言可依时间顺序线性地顺次叙述或呈多线条式的复合叙述,而图像则只能以定格的方式呈现某个场景。在《三国志演义》诸本中,这种差异性普遍存在。如双峰堂《三国评林》对“周瑜喝斩曹公来使”一事,图像与文本叙述出现脱节,即文本叙述该事件是在大帐中进行的,而图像刻画的故事却发生在船上。再如汤宾尹本《新刻汤学士校正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中“孔明子敬拜探周瑜”一事,图像却将三人相见的场景改成孔明、子敬二人在周瑜府前等候通报的情景。余论部分主要是梳理和总结各章节的论述,而且将尚未涉及的诸多有待进一步发掘的问题作简单的梳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和梳理《三国志演义》中文本与插图的互文现象;二是分析和论述《三国志演义》中文本与插图的修辞现象。